三、发展型社会政策对留守儿童问题的启示

在专家学者的对策建议和各地实践的发展下，留守儿童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例如，教育方面，呼吁学校和教师给予留守儿童更多关爱，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和管理等；生活方面，在乡村一级建立一批留守儿童托管机构，聘用有责任心、热爱教育的人士对留守儿童进行关心爱护等；心理健康方面，在学校设立留守儿童心理咨询室，配备心理咨询师和专业社会工作者等。这些措施和机构确实对留守儿童亲情和教育等方面的缺失起到了一定的弥补作用，受到了留守儿童及其家长的欢迎，但从长远来看，这样的做法仍然是暂时的，短效的，是治标不治本的。笔者认为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建立关爱留守儿童的长效机制。

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使解决当前问题的方式从被动型，短效型，事后补救型转向积极干预型和促进型，内在地包含着一种中长期的战略眼光，它的创新之处对于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重大启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中长期战略角度入手解决留守儿童问题

留守儿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根据妇联的最新统计测算，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有5800 万，占我国同龄儿童（0～14 岁）总数的22.6%。 可以说，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与否关乎未来一代人的整体素质的高低，而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性格特质的形成又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或者一蹴而就可以完成的，这就需要我们在留守儿童政策的制定上具有中长期的战略眼光。不但要把留守儿童的成长过程纳入整个儿童群体的成长过程来考虑，而且要重视留守儿童目前所处年龄段对其一生的重要意义。因此，相关政策的制定一定要有长远的意义，而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上游干预思想就内在地包含着这种眼光。

（二）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增加对其家庭的投资

根据社会化的理论，家庭的教育和影响对个人早期社会化甚至一生的社会化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第一场所，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承担着孩子早期教育的重大任务。随着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心理学、社会学和医学等领域的研究显示，人类生命的最初三年对其今后的发展和成功机遇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大量经验材料证明，良好的家庭环境，特别是父母的角色，不仅有助于儿童的身心健康、学业表现以及未来的发展，还会减少儿童出现各种不良行为的机率如逃学、吸毒或犯罪等社会问题。相反，家庭功能一旦削弱而无法行使其正常职能，往往会产生一些影响更为广泛和深远的社会问题。然而，由于父母一方或双方外出打工，孩子被迫与父母分离并被留在农村生活、学习，我国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农村留守儿童群体。家庭功能不足，父母教育和爱抚的缺位导致他们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生活满意度降低，学习成绩下降，心理问题丛生等。因此可以说留守儿童的核心问题是亲情缺失，这一问题形成的根源在家庭。因此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关键是完善农民工家庭的功能，形成对其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促进其良性运作模式的形成。只有支持家庭的各项措施到位了，农民工父母无需为生计问题舍家弃子奔波他乡，从而增加了父母与孩子待在一起的可能性，留守儿童数量的增加才能从源头上得以遏制，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留守儿童问题也就不攻自破了。

如果说留守儿童群体的产生及其一系列问题的凸显是由于社会给予家庭的关注不足造成的，那么发展型社会政策正好给了我们重视问题的有益提示，发展型社会政策在实践中主张对家庭特别是儿童的福利支持，家庭是满足社会成员保障和发展需要的最重要的社会保护资源，家庭是儿童成长的主要环境，所以儿童的需要与家庭的需要是不可分割的，帮助家庭就是帮助儿童，不能帮助家庭即是不能有效地帮助儿童。帮助儿童和支持家庭是发展型社会政策人力资本投资理念的核心所在，是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上游干预”反贫困策略，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对国家未来发展的长期投资，而且加大对留守儿童家庭及其成员的社会投资也回应了以人为本的和谐发展理念。

（三）留守儿童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表现

留守儿童问题发展成为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可以归结为经济与社会的不协调发展。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城市建设对劳动力的极大需求和巨大的利益诱惑使农民工纷纷进城务工，但由于我国长期存在城乡分割的二元制格局，进城的农民工子女无法享有与城市儿童相同的受教育义务，他们只能被迫留在原籍接受教育，留守儿童由此而产生。因此关注留守儿童问题应从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入手。

发展型社会政策不同于以往社会政策的主要方面便是其更加注重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发展型社会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政策是支出的观点，认为纯再分配性质的社会性开支不影响经济增长，即公平和效率是可以兼得的，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可以实现社会的发展。这一思想对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也就是尽可能的完善农民工进城后的各项政策服务，使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尽量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