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冯特之前的心理学既非一门独立学科，也非实验心理学，却不能否认那时有心理学的事实，否则，易受到持大心理学观的人的批评。例如，第九次国际心理学会议于1929 年在美国耶鲁大学召开时，当美国心理学家卡特尔（JamesMcKeen Cattell）以主席的身份致辞时说，美国在19 世纪80 年代以前没有心理学与心理学家，卡特尔指的心理学是以冯特的实验心理学为标准的，凡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思想体系都不承认是心理学。于是，受到伊文思（R.B. Evans）的批评，认为卡特尔否认美国19 世纪80 年代以前的心理学思想，也就是否认欧洲在冯特创立莱比锡实验室以前和高尔顿（Francis Galton）在伦敦开设实验室以前所存在的心理学思想。

2. 有两种性质不同的心理学思想，且它们变化的路径不一样

进化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的许多心理是通过“自然进化”得来的，具有较大的文化普世性（cultural universality），不同文化里的人的心理多具有相似的自然机制，心理的自然机制主要包括心理的生理机制和心理的普世性结构及其发展规律等内容。而文化心理学（广义的，包括跨文化心理学与本土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又表明，人的一些心理是在“文化”中生成的，它主要包括人的社会心理机制（如自我、品德或价值观与人格等）和审美心理机制等内容，心理的文化机制具有较大的文化差异性，不同文化孕育不同的文化心理机制。合言之，“人心”是“自然”与“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这样，便有两种性质的心理学思想，并且，它们的变化路径存在明显的区别。

一方面，偏重人文社会科学的心理学思想多遵循演化的路径。理由主要有三，第一，这是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的。人文社会学科所探讨的问题都与人心有关，人心是一个比物体更为复杂的事物，因为人心不具有形体性，人心兼有客观性与主观性以及人心受文化因素的影响较大。第二，人文社会科学探讨的多是诸如“人的本质是什么”“怎样妥善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或“怎样高效增进人的幸福感”之类的老问题，所用研究方法至今未有质的突破，仍主要是在沿用古人惯用的体悟法、思辨法、经验总结法、推理法等老方法。虽然现代也有人将在自然科学领域屡建功勋的实验法尝试运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过，可能从根本上讲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就不适合运用实验法，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之间有本质的不同，可能由于实验法本身有待进一步完善，总之，运用实验法来研究人文社会科学里的许多问题都未取得理想成效。研究方法没有太大突破，致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至今仍停留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意见阶段”（前科学阶段），并没有达到意见统一的“公理阶段”（科学阶段）。第三，从个体角度看，古人和今人的寿命长短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这样，在面对上述复杂人生问题时，古人与今人的人生智慧一样有价值也就好理解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人对人生问题的体验比今人更深刻。因为古人在思考人生问题时，不像今人那样如此易受外在诱惑的干扰，而是更乐意、更善于自我反省，于是，眼睛向内心看的机会比较多，由此导致与心灵对话的机会比较多，不像许多今人，更易被外在诱惑所干扰，结果，老是将眼睛往身外的事物看，由此致使良知之光受到外物的蒙蔽。正如《老子·十二章》所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基于上述三个理由，可以得出结论：从很大意义上说，人文社会科学思想主要是层层累积（顾颉刚语）起来的，而不是像自然科学与技术思想那样主要是层层递进的。所以，偏重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心理学思想多是一种累积的过程，就像地球是由不同地层所构成的一样，各地层在研究地球时都具有相应的价值，不能说越老的或越下面的地层其价值就越小，而越新的或越上面的地层其价值就越大。不但如此，有时更是恰恰相反，即越老的或越下面的地层其价值反而超过了越新的或越上面的地层的价值。由此可见，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后人经过创新所获得的成果往往与前人的同类成果之间不具有可比性，故而无法说谁高谁低。既然如此，现代人就不能武断地说今天偏重人文社会科学的心理学思想一定比古代相应的心理学思想高明。古代和现代偏重人文社会科学的心理学思想尤如平地上的一座座山峰，各自都可以达到某一个高度，都具有自身的某种特色与价值，可说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样，对偏重研究人文社会科学心理学思想的学者而言，理应重视对中国心理学思想传统的研究。

另一方面，偏重于自然科学的心理学思想多遵循进化路径。理由主要也有三：第一，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物”，“物”是纯粹的客体，不具有动机、情感和意志等主体性质，基本也不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尽管有些“物”的形体非常细微（如某些病毒），但只要是“物”，均是有形体的东西，均可单凭肉眼或借助一定的仪器直接进行观察。这样，相对于人心而言，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要简单得多、客观得多。同时，人们观察离自己遥远的现象时，主观因素的影响也就愈微弱，所以能观察得比较客观一些、正确一些。与此相反，人们似乎不十分愿意去观察牵涉到自己本身的情况，因为观察的结果往往会立刻影响到自我价值的估量，这在人们多少是有点踌躇起来了，所以了解自己是比了解别人更困难的。结果，天文学在很遥远的古代便开始发展了，物理、化学也比生物学发展得早些，社会学、心理学至今依然是很幼稚的科学。这个事实告诉人们，离开人们愈远的现象的科学便愈早发展，而和人们愈切近的现象的认识却发展得愈迟。

 第二，现代自然科学由于找到了实验法，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研究的发展，使得许多在古人看来几乎是无法解决的难题，多数都被近现代科学家一一轻易地予以解决。并且，一门自然科学在历史上所取得的精髓思想往往都能很好地融进此门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进程中，相应地，今天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多是思考和尝试解决新的问题，这些新的问题在科技史上多数从未出现过。第三，尽管自然科学的规律也需人去发现、去建构，不过，较之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规律要客观得多，且往往具有“唯一”性，这样，具有精确性、客观性、可重复性（或可验证性）等优势的实验方法就大有用场，使得后学若想有所成就，非得干出一点与前人相比是新的东西出来不可。于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为了不断超越前人，推动科学与技术不断向前发展，学者重视的是不断创新精神；并且，经过这种创新所获得的成果不但与前人的同类成果具有可比性，而且往往要明显高于前人的同类成果。这正如梁漱溟所说：“科学求公例原则，要大家共认证实的；所以前人所有的今人都有得，其所贵便在新发明，而一步一步脚踏实地，逐步前进，当然今胜于古。”与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要想有所创新必须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自我反省能力不同，要想在自然科学上有所创新，关键是要拥有敏锐的思维（包括直觉）和新颖独特的看问题的视角，若是实验科学，还需要有良好的动手能力，在这三点上，往往是年青人占优势。与此相一致，在自然科学领域，研究者往往是在非常年轻时便取得一些杰出的成就，年龄越长，取得巨大成就的概率就越低。正如量子力学中四大天王之一的狄拉克所说：“年岁无疑是一个降温，每个物理学家必须心怀戒惧，一旦他过了30 岁生日，那会是死了比活着更好。”既然科学与技术一般是按照进化论方式前进的，前人研究所获精华都已很好地融进当下的学科知识体系之中，并且，今天的科学与技术一般都会比昨天的科学与技术来得先进。在这种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里，对于今天偏重于自然科学心理学思想的研究者而言，理应将重心指向世界前沿，只需极少数人去研究相应的学科史，此时，其目的一般是为了考察某种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以便从中吸取某种经验与教训，以免犯一些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错误。

三、结论

从“大科学观”与“大心理学观”角度看，作为一门科学，心理学有一个漫长的过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或者，当心理学仅指实验心理学时，心理学的确只有一个短暂的历史。并且，偏重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心理学思想遵循的是演化路径而不是进化路径，这样，在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里蕴含有丰富且有现实意义的心理学思想。一旦树立起这两种理念，就可点燃今人钻研中国心理学思想传统的热情，然后运用“基本问题论证法”来证明中国文化里本有心理学，并在研究中做到既“以现代心理学的概念与体系为参照”，又坚持“求同与求异相结合”“诠释与建构相结合”等研究原则，不但能给中国未来心理学的发展开拓出崭新的天空，而且能让中国心理学界重建自觉关注中国本土心理学思想的新传统。若果真如此，不但能够在中国的心理学研究中落实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如下名言：“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而且通过同人的共同努力，终将建构出一种“新体新用”①式的崭新心理学体系。所谓“新体”，就是将中国文化心理学里的固有精华与西方心理学和苏俄心理学的精华融会贯通起来，从而产生“融会贯通中西心理学精华的新的心理学知识体系”，尤如历史上的中国学人将中国儒家文化的精义与外来的佛教文化相融通，从而生成“宋明理学”这个新的知识体系一般。所谓“新用”，是指中国的心理学学习者或研究者一旦掌握了“融会贯通中外心理学精华的新的心理学知识体系”，必将对心理学有一番新的见解与新的作为，即会产生新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