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心理学自诞立之初直至现在，在发展过程中一直缺少自觉关注中国本土心理学思想的传统，它至少有六个表征：（1）从研究队伍看，除张耀翔、潘菽、高觉敷、燕国材、杨鑫辉和朱永新等人外，很少有人真正关心和花大量心血钻研中国心理学思想传统。（2）从研究理念、研究视角、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看，中国现代心理学在发展过程中一向几乎不受中国心理学思想传统的影响，而完全是跟着西方心理学和苏俄心理学走。结果，若将外国的心理学（主体是西方心理学）内容抽掉，当代中国的心理学几乎所剩无几。（3）从课程设置看，在中国大陆现有心理学专业的高校中，单独开设中国文化心理学或中国心理学史课程的高校少之又少，而一些高校的心理学史课程基本上也只讲西方心理学史与苏俄心理学史，几乎从不讲授中国心理学史。（4）从学会组织看，在中国心理学会下至今未设“文化心理学”二级分会；在“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分会”中，专门研究中国心理学史或中国文化心理学的人也甚少。（5）从申报课题角度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中至今从未有旨在专门研究中国心理学思想传统的课题进入课题指南供学人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中仅偶尔会设立1 至2 项旨在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课题。（6）从论文发表角度，在中国大陆当下7 种属于CSSCI（2012—2013）来源期刊的心理学专业期刊——《心理学报》《心理科学》《心理科学进展》《心理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探新》《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与《心理与行为研究》上，每年很少刊登中国文化心理学或中国心理学史研究方向的专业论文。例如，根据《心理学报》2013 年第45 卷总目录可知，《心理学报》2013 年总共发表了123 篇论文，其中，属于中国心理学史方向的论文仅1 篇，仅占0.8%。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现象？也许有人会说，这是由于人们相信心理学是一门具有文化普适性（cultural universality）的科学，自然无意关心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心理学思想。此见解若放在中国现代心理学诞生和发展的初期还勉强说得通，因那时人们对心理学知之甚少。

但是，时至今日，随着近几十年来跨文化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和本土心理学研究成果的日渐增多，“文化对人的心理与行为有重要影响”已成心理学界的共识，很少有人再相信心理学是一门具有文化普适性的科学。又有人可能会说，这是由于文化自卑导致中国心理学研究者没有文化自觉心。此说法也难说得通。因为若仅是由于文化自卑，那为何与中国心理学有类似命运的中国哲学、中国社会学、中国科技史等学科仍重视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中国传统社会学与中国古代科技史？其实，导致出现上述现象的真正原因是：多数中国心理学研究者至今仍深受“艾氏紧箍咒”的影响。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声称：“心理学有一长期的过去，但仅有一短期的历史。”若将它作如下理解本无不妥之处：作为哲学意义上的心理学，有一长期的过去；作为实验意义上的心理学或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心理学，仅有一短期的历史。可是，波林（Edwin Garrigues Boring）在其名著《实验心理学史》一书的《第一版序言》开篇中虽引用了此语，不过由于深受老师铁钦纳（Edward Bradford Titchener）独重实验心理学而轻民族心理学理念的影响，于是，经过改造后，艾氏名言的含义变为：心理学思想有一长期的过去，但（科学）心理学仅有一短期的历史。其后，随着《实验心理学史》一书成为名著并译成中文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后，它成为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和中国心理学史的一个“紧箍咒”（可用“艾氏紧箍咒”来称呼，因它虽经波林改造而成，然始作俑者却是艾宾浩斯），对人们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和中国心理学史产生了深远且持久的影响。如何化解它？这是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和中国心理学史时必须解决的一个难题，因为这不但关乎人们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而且关乎人们如何研究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乃至如何研究心理学。

一、“中国古代有心理学思想，但没有心理学”：一种欠妥的化解方法

为了化解“艾氏紧箍咒”，中国现代心理学界一种常见的说法是：继承波林的理念，主张中国古代有心理学思想，但没有心理学。此化解方式欠妥，理由主要有四：

第一，它背后潜藏的是“小科学观”与“小心理学观”。当下多数中国人内隐的（implicit）科学观基本上都是“小科学观”，此时“科学”仅指自然科学。所以，如果您随机问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如下一个问题：“请您从古今中外历史上列举3 个您认为最伟大的科学家的姓名？”答案一般都是在自然科学领域有极高造诣的人，像爱因斯坦、牛顿与达尔文等，而绝不会是孔子与莎翁之类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极高造诣的人。与此相一致，所谓“小心理学观”，是指只承认运用实验法（扩而言之，包括运用测验法和问卷法等实证方法）获得的有关个体/ 群体的心理与行为规律的知识体系才是心理学的一种观念。由此可见，“小心理学观”主要是从“小科学观”来界定“（科学）心理学”。如，波林便持小心理学观，将“心理学（史）”等同于“实验心理学（史）”。

第二，“心理学思想比心理学低级”的说法不成立。“中国古代有心理学思想，但没有心理学”一语的背后隐藏一个假设：心理学思想比心理学低级。所以，在一些人看来，中国古人的心理学思想不但零散、不成体系，而且许多见解也多只有历史的价值，却无现实意义。此话说不通。因为汉语“思想”一词的含义有三：（1）思考；思虑。（2）想念；思念。（3）亦称“观念”。思维活动的结果，属于理性认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具有相对独立性，对社会存在有反作用。这三种含义里，人们使用最多的往往是第三种含义的“思想”。这样，至少在汉语里，“思想”是一个极其高贵的词，说某人有某某思想（包括有心理学思想），是对其极大的褒奖与肯定，怎能说心理学思想比心理学低级？同时，尽管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关心理学思想的文献材料从外在形式上看的确颇为零散，但从其内部逻辑看，其实是有一个较完整的体系的。正如冯友兰所说：“中国哲学虽无形式上的系统，而有实质上的系统。”对于这一看法，张岱年曾评价道：“冯芝兰（友兰）先生谓中国哲学虽无形式上的系统，而有实质上的系统，实为不刊之至论。”冯先生的这段话尽管是就中国哲学史而言的，但其精神同样适用于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和中国心理学史。换言之，与中国哲学史一样，中国文化心理学和中国心理学史实也有一内在的思想体系，今天中国文化心理学和中国心理学史研究者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将中国传统心理学固有的内在逻辑思想系统挖掘整理出来。

第三，“心理学思想”其意实为“心理学的思想”，没有心理学之“实”，何来心理学的思想？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然，有心理学之“实”，并不意味着有心理学之“名”，也不意味着有独立的心理学科，这在中西心理学史上均是如此。一部西方心理学史可以从古希腊写起，这证明早在古希腊时期便有心理学思想。但“psychologia”（ 心理学）是梅兰克森（PhilippMelanchthon）于1502 年在一次关于大众心理的学术讲演的题目中才首次采用。随后，德国学者郭克兰纽（Rudolf Goclenius）在1590 年将希腊语和两个单词合在一起使用。奥· 卡斯曼（Otto Casmann）在1594 年出版的一部书里使用了拉丁词“psychologica anthropologica”（ 心理人类学）。直到沃尔夫（Christian Wolff）于1732 年在他的Psychologia empirica 以及1734 年在他的Psychologia rationalis 里自由使用“psychology”一词，才使psychology 一词流行于世：先是于18 世纪在德语世界和法语世界获得流行，然后才于1850 年左右在英语世界流行开来。此前西方人更多地是用“mental philosophy”或“science ofthe soul”（心灵哲学；心灵学）的名称。而心理学在西方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要在377 年之后的1879年才诞生于德国。在中国，一部中国心理学史同样可以从先秦写起，这证明早在先秦时期便有心理学思想。但汉语“心理学”一词至1872 年才由执权居士于《申报》上发表的《附论西教兴废来书》一文中正式译出：

“余前与一西人谈及耶稣、天主两教之事，闻西人幼时不学西教之义理者虽鲜有之，及人之既冠能明理之后而又信其教者亦鲜有也。推原泰西国中，上古时学术未能大兴，不信其教者固未之有。间遇有不信者，即欲刺以死罪，故虽有心疑之，人亦不敢明言其理。近数百年以来，学术日盛，而教事日衰矣。何者？缘西教所论之道往往有悖于人理，虽彼之化学、天文、格物、心理各学，亦皆有所以证教道之假讹焉。故此学之越兴，而教道之越废矣。此揆之今日之事，势其情形已如是。如又过数十年或百年，我知耶稣、天主两教恐于欧洲必尽灭矣，然则今日何不即弃之也？余曰：亦非无故也。夫人之本心未免执于古制，兼以两教之诲人亦无显然大悖于人伦、大害于世道，此据西友之意姑述之而已。至余之意，不解西人何故以西国日废之教来传之中国耶？夫西人近既悟明此理，是奚独西国能明之，华人亦能明之也。乃以悖理之教而转教之华人，可乎？西人何其谬哉！虽然我知其故矣。夫华人之乐进其教者，皆其人之无文者也；从未闻有一正士信祟其教而乐此不疲者。且鄙意可决。西人之传教虽或百万年，而中国仍无士人被其惑焉。中华之世只有一正教而已。虽格物、化学、天文、心理等事或盛行，而教犹必中立为孔子之大教，我谓西人亦必有以知之也。

通读全文，从“余前与一西人谈及耶稣⋯⋯”和“我谓西人⋯⋯”之类的表达方式以及此文主旨是批评耶稣、天主两教上看，执权居士绝不是西方人；从此文后半段的字里行间之义又可以肯定“执权居士”一定是中国人，绝不可能是日本人。尽管受中国文言文表述方式的影响，执权居士所用语句是“化学、天文、格物、心理各学”一语，并没有将“心理学”三个字并列在一起使用，不过，毫无疑问，这里执权居士所用“心理”实指“心理学”，因为“心理”与后面的“学”组合在一起就是“心理学”。执权居士在一篇文章中两次在学科意义上使用“心理（学）”，说明执权居士是有意识地使用这一术语的。这比日本的西周（1829—1897）于1875 年译出“心理学”一词要早3 年。但因执权居士并非当时中国学术圈内知名的学者，其所撰《附论西教兴废来书》一文的主旨又主要是在探讨西方宗教的兴衰及其在中国的传播问题，而不是在探讨“mental philosophy”或“psychology”的中文译名问题或某个心理学问题，故执权居士所用汉语“心理学”一术语未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只是昙花一现，甚为可惜！直至1902 年，在用何术语来准确翻译英文“philosophy”与“psychology”两词的问题上，梁启超明确主张：“日人译英文之psychology 为心理学，译英文之philosophy 为哲学。两者范围截然不同，虽我辈译名不必盲从日人，然日人之译此，实颇经意匠，适西文之语源相吻合。”自此之后，汉语“心理学”一词才被中国学界广泛使用，沿用至今。而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中国心理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现代心理学诞生于1917 年至1922 年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