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澜：我知道你做过关于中国城市幸福指数的研究，能不能分享几点主要的发现？

　　奚恺元：幸福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发展经济到底能不能提高幸福。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变得越来越富，一代一代的人会不会越来越幸福，这就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们现在极力发展经济，隐含的假设就是发展经济肯定会使一代比一代幸福。但是在西方，有人在 20世纪 70年代就说，提高整个社会的财富并不能使得整个社会更幸福，因为财富的增长是一个零和的游戏。就像钻戒，如果人人都有一个小的钻戒，你有一个大的钻戒你会觉得很开心，但是如果所有的人的钻戒都增大了以后，事实上你的开心程度跟人人都戴小的钻戒的时候开心程度是一样的。所以如果说一个社会拼命去开采钻戒，或者是想办法提高开采钻戒的技术使得钻戒越来越大，但是事实上大家的开心程度没有增加，那么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如果真是这样子呢，那是一个极大的悖论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发展经济呢？

　　有人相信经济发展是个零和游戏，有人相信经济发展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在学术界是一个争论非常大的问题。我们的研究是对这方面的争论提出了一点的基础。

　　我们认为主要分两类事物：一类事物我们把它叫做 A类事物，是内在易评事物。另外一类事物叫做 B类事物，是内在难评事物。什么叫做内在易评事物呢，就是人与生俱来有这方面的一种尺度，知道怎么样舒服怎么样不舒服。比如温度，人与生俱来就知道怎么样的温度舒服，怎么样的温度不舒服。我们与生俱来就知道饿了以后能够吃到东西是一种快感，与生俱来觉得孤独会不开心，有朋友在周围就是开心。这一类事物都是 A类事物。

　　B类事物往往就是人生下来以后在社会习得的那些东西，比如说钻戒越大越好，汽车什么牌子是好的，电脑是速度越快的越好，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后天习得的。当然很多东西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有很多灰色的地带。温度就是很极端的 A类事物，钻戒的大小就是很典型的 B类事物。

　　我们的理论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理论：就是从个人来讲，不管是你比别人 A类事物好还是 B类事物好，你都会比别人开心。比如说在冬天别人没有暖气，你有，你就比别人开心。别人没有大的钻戒，你有，你就比别人开心。从社会发展来讲，如果你去发展A类事物的话，你可以使得一代一代绝对地越来越幸福；但是如果你发展 B类事物，它这个发展是个零和游戏，并不会使将来的一代一代比现在更开心。

　　这个理论不管是对政府应该发展怎样的行业，还是对企业应该发展怎样的产品都有启迪意义。如果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多赚一点钱，而是确实要提高社会的福利，能够使得我们的后代比我们更幸福的话，我们应该致力于发展 A类事物，而不是应该致力于去发展 B类事物。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到底是什么事物对人的福利增加最多？很多人说有电脑了，很多人说汽车比以前更快了，但是这些事情很多还是 B类事物。有些事物是真正的 A类事物，但是却并不受到很多人的重视。比如说抑郁症的药，这个是绝对使得人更幸福。比如避孕措施的产生……

　　刘澜：这两个例子都是医药上的重大突破。

　　奚恺元：A类事物不单是医药。比如说我相信电脑的产生、互联网的产生使得人跟人的交流能够更多，这个也是能够使得人更幸福。因为孤独是一个A类事物，人是群居的动物，人跟人能够更多地交流绝对地使得人更幸福。

　　刘澜：也有人说互联网让人和人之间更少地交流，上网都在打游戏了，或者是通过一些冷冰冰的电子邮件的沟通，而忽略了面对面的交流。

　　奚恺元：有可能。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都符合刚才我讲的电脑的产生带来的幸福和不幸福在于它对 A类事物的影响，而不是我们所说的工作效率高或者低一点。

　　刘澜：回到你刚才谈到的对政策制定的影响，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比如说政府应该少鼓励奢侈品产业的发展，奢侈品产业是 B类事物，而应该多鼓励 A类事物产业的发展，比如公共设施、医疗健康方面的研究。

　　对企业的影响你刚才也讲到了，企业也需要去进行A类事物的创新研究。好多企业以赚钱为目的，追求推出给人短暂满足感的产品。比如推出一款手机，让你三个月挺开心，三个月之后不开心了，它又推出一款新的，你又赶紧去买这个新的。

　　奚恺元：从我的情怀来讲，是更能够提高一个社会的福利，而不是提高一个企业的利益。从长期的角度来讲，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对企业的持续发展也有好处。但是从短期来讲这个两件事情不一定一致，甚至有可能矛盾。

　　企业如果为了短期地赚一些钱，说不定生产 B类事物赚的钱会比 A类的更多，因为人喜欢攀比。如果企业能够生产一些东西让人攀比的话，人就会去买，尽管最后人并不变得非常幸福，但是企业会赚很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