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心理学研究的问题也很重要。它研究的问题是怎么样来发掘一个人内心中的正面的因素，从而提高主观幸福感。比如你每天早晨起来想想你周围有多少人对你多好，想想你到底有多少事情是值得你感激的，这样子你一天的情绪就比较好。我们研究的是一个跟钱有关的因素跟你的幸福的关系，比如说公司怎样给员工发奖金会使得员工更开心。

　　刘澜：他们更注重内在，你们更注重外在。

　　奚恺元：对。

幸福学的意义

　　刘澜：幸福学的研究对于企业、对于管理者的工作有什么直接的意义？

　　奚恺元：幸福学的研究想达到三个目的。第一是从理论上做贡献，这是我们最关心的。第二是对企业和消费者要有影响。第三是对政府的政策制定要有影响。

　　从企业的层面上，幸福学应该有这样几个可以运用的地方。从小的地方讲起，就是怎么样在花最少的钱的情况下能够提高员工的幸福感，从而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以及绩效。我们中国人经常送红包，其实从幸福学的角度讲并不是一个最佳的方式。我们给礼物的目的不是来满足他的一些需要，而是要让他来记得我、感激我。我们往往给人家礼物有点像做慈善事业，问你需要点什么东西，这是完全不对的。到底给什么礼物好呢？我经常讲，你要给人家这种东西，就是人家员工想要但是自己又没有借口去自己买的东西。

　　刘澜：就是说与其奖励他三千块钱，不如奖给他泰国七日游。

　　奚恺元：对，要让他记得。这个层面是跟组织行为有关系的。第二个层面是营销学的层面，研究商家怎么样能够使得消费者更愿意买自己的产品。这些都是幸福学可以研究的：怎么样的东西消费者看了开心，怎么样的东西消费者根本就不会去买。

　　比如我们有一个研究：两个产品出来，应该放在商店里面货架同时销售还是应该分开销售？这对于购买意愿会有很大不同。什么样的产品应该一起销售，什么样的产品应该分开销售，其实是非常有学问的，完全有理论可以指导来做的。

　　刘澜：你的“奚氏相亲原则”（参见副栏）给人很深的印象，跟这个道理相似。

　　奚恺元：正是如此。还有第三个层面是金融市场方面，我刚刚开始做一些研究，但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比如公司发布消息应该怎么样发布，是一下子发布还是一点点发布，是要让人家有点期待还是不让人家期待。比如我预计我的下半年销售额是多少，消息发布的方式对股价到底影响怎么样。

　　比如美联储降息，它准备降一个百分比，它到底是一下子降还是分几次降，它到底是降之前先透一点风声还是突然一下子降，尽管最后降到同一个百分点，但是以不同的方式降、以不同的方式来发布这个消息到底是怎么样的影响，这个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这三个方面都是企业可以运用的，能够极大化它的利益。但是我觉得这只是幸福学运用的一个方面。很多人现在都是在关心怎么样极大化企业拥有者、管理者的利益，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关心怎么样能够增加老百姓的利益，怎么样增加员工和消费者的主观福利。这是幸福学能够运用得更加广的领域。

　　我现在提出一个概念：可持续满足感。很多东西可以使大家很快地开心一段时间，但是最后人会产生“适应”，所以虽然花了很多钱，事实上开心是比较短暂的。我们要研究怎么样的选择、怎么样的产品能够维持和提高一个人的可持续的幸福感。这不只是从企业拥有者、从资方来的角度讲幸福，而是从消费者、从劳方的角度来讲怎么样提高幸福。

　　刘澜：这很重要。有些产品做出来很漂亮、很诱人，但是消费者用了一会儿就不喜欢了，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奚恺元：对。幸福学还有非常重要的在制定政策上的运用，这其实是很广的一个领域。现在我在研究几个非常有趣的课题。一个是城市规划，怎么样的城市规划能够使得老百姓更幸福。比如说到底要鼓励更多的私家车，还是鼓励公共交通、轨道交通？到底这个城市是铺得越开，让大家能够住比较大的房子，还是这个城市比较小，大家住得比较拥挤但是上下班花的时间比较少？到底要鼓励农民工留在城市，还是应该鼓励他们赚了钱回到农村去？以往我们研究这些问题是从经济学的角度，但是从幸福学的角度研究得出的答案可能非常不一样。这些问题都是政策制定上面的，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影响要比对企业的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