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 肥胖谈论对社会交往的适应作用

Nichter (2000)指出在青少年女性交往中, 肥胖谈论的作用比较复杂, 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第一, 引出“社会确认”, 希望从其他朋友那里得到安慰。例如, 一个女性说“我觉得今天我很胖”来抱怨自己的身体, 她可能是期望她的朋友能够安慰她, 并且说一些像“打住, 你知道的你的屁股很小, 而且我比你还要胖”来回应。在Salk 等人的一项研究中发现, 当女性开始进行肥胖谈论时, 83%的参与者都会进行类似上面的回答(Salk& Engeln-Maddox, 2011)。肥胖谈论的第二个作用是掩盖一些其它潜在的问题, 比如在分手后说一个人很胖来掩饰分手后自己的生气和悲伤。在现在的文化中, 女性都不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情感, 特别是跟生气相关的感受。青少年生活方式工程(Teen Lifestyle Projection)是通过追踪测试来调查女性对自己身体意象的信念和态度的一项活动。这项研究发现, 当一个女性说, “我很胖”的时候, 不仅仅是对自己身体和体重的一种表达,也是表达一种悲伤情绪。肥胖谈论的第三个作用是, 当参与到一些可能增加体重的行为活动时,肥胖谈论能够减轻一些内疚感。例如, 一个女孩在吃自助餐时可能对其他人说, “我知道冰淇淋肯定能够让我的大腿变得更胖”在这种情形下, 这位女性关于自己的食品侵犯规则(food -rule) 对朋友进行道歉, 因此减少饮食甜品带来的愧疚。第四个肥胖谈论的作用是增加组织的识别度和联系感。有一种流行的身体嘲笑(body snarking)文化,通过戏弄其他女性的身体外貌来使组织更加团结,加强社交圈参与人员的情感连接, 同时有研究表明当女性分享信息时会让她们觉得更亲密, 对组织有一种归属感。Nichter 提出的关于肥胖谈论的第五个功能是“社会控制”, 在社会心理学上又被称为“印象管理”。女性可能感觉到社会压力和期许, 所以在描述自己身体的时候, 经常采取消极的态度, 从而更好的去融入组织, 避免社会拒绝(Britton et al., 2006)。通过遵从社会规范来引起其他女性的支持, 这是一种在女性之间很常见的现象。事实上, Nichter 等人发现女性说自己正在节食的频率要大于他们真正的节食频率。肥胖谈论对青少年女性有不同的作用, 需要进一步加深对它的科学研究。肥胖谈论在社会交往中的适应作用目前缺乏相应的实证研究, 需要进一步的探究和完善。综上所述, 肥胖谈论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并不明确, 与个体所处的肥胖谈论情景、谈话对象以及个体自身的条件等因素有关系, 同时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发现, 在媒体暴露对身体不满意的作用过程中, 肥胖谈论存在着调节作用(Arroyo,2015), 但是, 频繁参与肥胖谈论对心理健康有消极影响; 肥胖谈论在个体社会交往中的适应作用,与印象管理密切相关, 个体认为自我贬损的方式能给自己带来更好的社会融入, 虽然事实并不是这样。目前关于肥胖谈论的影响作用的研究还很少, 需要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6 问题与展望

通过以上探讨可知, 目前对肥胖谈论的研究,普遍认为自我贬损是肥胖谈论的一种规范性范式,肥胖谈论对身体不满意和饮食失调等有消极的作用, 然而学者们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观点仍然存在分歧, 需要进一步进行探讨。结合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未来的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 考虑肥胖谈论的跨文化情景。目前对肥胖谈论的研究大都是在西方文化环境下进行的研究, 比如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以及西欧等国家(Ousley et al., 2008; Payne et al., 2011; Salk &Engeln-Maddox, 2011)。国内对肥胖谈论的研究还很少, 杨婷婷(2010)利用实验室模拟谈话场景探讨了肥胖谈论中同伴压力对女性身体自尊的影响,Chen 和Jackson (2012)利用量表探究了外貌谈论对青少年身体不满意的影响并且探讨了年龄和性别的差异, 与前人研究相同, 女性进行更多的肥胖谈论, 研究同时发现, 女性在初中时期比小学时期更倾向于进行肥胖谈论, 而男性无明显变化(Chen & Jackson, 2011)。未来研究应当扩展肥胖谈论在国内的研究范围, 探究在东方文化下, 在肥胖谈论中自我贬损是否也是一种规范性范式,以及肥胖谈论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同时进一步比较不同文化下肥胖谈论的相同和差异。

第二, 肥胖谈论研究方法和对象的扩展。研究者对肥胖谈论的研究采用定性的方法(Ousley etal., 2008; Salk & Engeln-Maddox, 2011), 或者采用定量的方法(Clarke, Murnen, & Smolak, 2010;Royal, Macdonald, & Dionne, 2013), 但是研究操作均缺乏标准化。利用图片虚构一个肥胖谈论场景来研究被试的反应(Britton et al., 2006), 这种方法会限制实验结果在现实生活中的有效性; 而实验室通过加入一位引导者让被试参与肥胖谈论(Stice et al., 2003), 却忽略了肥胖谈论发生在熟悉的朋友间和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对身体不满意的影响存在差异, 听到肥胖谈论和参与到肥胖谈论对自身的影响也是不同的。而且大多数对肥胖谈论研究都是在进行一两次谈话之后直接测量, 使肥胖谈论的结果缺乏稳定性; 同时肥胖谈论被认为是女性化的谈话方式, 导致很多肥胖谈论的材料也都偏向女性化(例如, 我的屁股很大等), 因此对肥胖谈论的评估存在性别偏见。未来研究应该进行肥胖谈论场景和社会情形中的真实行为之间的比较, 检验是否存在不同, 同时实验室操作需要确保材料在描述肥胖谈论时的精确性, 避免性别的刻板印象, 加大对儿童和男性的研究, 短期和长期的追踪研究相结合, 以及对肥胖谈论问卷的进一步完善, 提高测量的信效度等。现在对肥胖谈论的科学研究仍处于初期, 未来应该更多综合的研究去评估和理解肥胖谈论。

第三, 关注肥胖谈论的积极作用。现在对肥胖谈论的研究主要针对肥胖谈论对心理健康的消极作用, 对肥胖谈论的积极方面关注较少。对于正常或者超重的女性来讲, 进行肥胖谈论是一种典型的交流方式(Barwick, Bazzini, Martz, Rocheleau,& Curtin, 2012), 这表明这些谈论可能会增强女性之间的亲密关系, 当女性之间分享信息时会让她们觉得更亲密, 对组织有有一种归属感(Nichter,2009)。未来研究可以关注一下肥胖谈论在增强友谊信赖方面的积极作用(Salk & Engeln-Maddox,2012), 结合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探讨肥胖谈论在女性交流中的作用, 完善肥胖谈论在对身体意象和饮食失调干预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