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儿童中心论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这表现在：

首先，理论基础的演绎性。儿童中心论特别是哲学和心理学推衍到教育中解决教育问题的结果。为《杜威早期著作(1882-1889)·教育卷》作序的美国著名哲学家威廉·罗伯特·麦肯斋(William Robert McKenzie)精辟的分析充分地表明了杜威的哲学立场：“在教育中他的哲学开始了应用、检测和修正。”

其次，研究视角的单向度。不同的儿童中心一91 —论，由于其哲学或心理学基础理论构建的标准不同，各自研究的视角不同，或人格、本能，或认知规律，在深刻而洞彻的同时又难免失之偏颇。罗杰斯对儿童学习潜能的极端化倡导根源于他忽视宏观社会环境和社会实践在形成和发展现实人性中的决定性意义，从封闭的主体内在世界中寻找人性的根源。

再次，三重语境的共在性。受制于科学和社会发展的水平以及当下的主导理论，三种儿童中心论的发展是一个历时态的演化过程，但同时又是共时态的。由此，基础理论的转向带来的历时态的演化并不意味着非此即彼的替代。人性观的儿童中心论所倡导的作为西方社会普适性价值诉求的尊重、自由、民主、平等和博爱的思想，是每一种儿童中心理论的精髓；本能论作为激发儿童学习的一种动力理论，影响力和重要性在教育理论中一直是无可比拟的。

最后，价值诉求的普遍性。三种儿童中心论具有普遍性的意蕴，I~IUL童是与成人人格平等的人，他们不是小大人，他们有着自己的心智发展规律和需求。当今科学心理学主导下的心理观的儿童中心论是发展的主流，只是“认知”的内涵发展已然逐渐摆脱了其传统的片面性。

特别要强调的是，儿童中心论的科学化极大地有赖于心理学，这是心理学的贡献，但也使得儿童中心论出现技术化和功利化倾向，追问技术上的“怎么办”和功能上的“为什么”，而疏于探究目的论上的“为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恰是“为了把儿童教得更好”的教育学在诉求于“如何把儿童教得更好”的心理学时所遭遇的困境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