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伤害了她？

　　福兮？祸兮？如果让韩美(化名)来回答，她会不假思索地选择后者。韩美是一所著名高校的大三学生。大一入校时她活泼开朗，但那次心理测试改变了她的生活，也改变了她。

　　一天，辅导员告诉她测试的结果分数很高，心理咨询室的老师请她过去做一次咨询。“我没有毛病，为什么找我谈话？我又不是精神病？”韩美很惊讶，她甚至有点不礼貌地顶撞了辅导员。

　　韩美拒绝去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她很抗拒。”韩美的一位室友对记者说。不久，辅导员又继续找她谈话，希望她能接受心理咨询室的“邀请”。韩美记不清辅导员一共找她谈过几次话了，总之一次比一次用语恳切，甚至是哀求。

　　慢慢地，韩美发现自己变了。她发现，自己不论是在心理咨询老师眼里，还是在辅导员眼里，甚至同班同学眼里，都是一个有“心理障碍”的人。室友们发现韩美变了，她常常发脾气，喜欢因一些小事情大吵大闹，很快就与全寝室的人闹僵。上课回来，她都不愿意走进寝室，而是坐在宿舍的楼梯上发呆。她有时候整夜不睡觉，“经常半夜听到她哭”。

　　“她的反抗心理越来越严重，最后真的变成了心理问题，不断要求换寝室，在寝室和每个同学都很僵，成了系里的问题学生，课程不考试，或者挂课。大二时候，她休学回家了。”那位室友介绍说。

　　由于该校心理咨询中心拒绝向记者提供韩美当初的测试结果，而韩美又坚决认为自己“没有心理问题”，我们无法判定到底这是一次“误诊”还是“确有其事”。但可以肯定的是，一次心理测试改变了韩美的人生轨迹。毫无疑问，韩美对心理测试的结果太敏感了，正是对心理测试的无知和恐惧伤害了韩美。

　　大学生们对心理知识非常好奇、敏感，但认知程度又浅薄得可怜。复旦心理咨询室的一位老师向记者描述了这种矛盾：“复旦的学生很有趣。我上学期开的一门心理学选修课，一下子爆满了，但我发现在上课期间，教室的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学生换了一批又一批，原因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心理学和真正的心理学是两回事。”

　　关于测试结果出来，如何通知被测出来的“病号”前来心理咨询中心“确诊”，柳菁和她的同事们动了不少脑筋，总之就是不能让学生感觉到自己因为有心理问题而被“邀请”。不论是通过打电话还是写邀请函的方式，柳菁都非常注意措辞，而且她反对使用学校的行政系统，先通知院系，院系通知辅导员，辅导员再通知学生，“那样容易伤害学生”。

　　记者注意到，韩美所在的学校，心理咨询中心便是通过辅导员来找她的。辅导员只不过是一位“行政人员”，他(她)显然无法像柳菁那样照顾学生的心理感受，在执行告知这个义务过程中，他(她)的用语很容易伤害到学生。韩美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心有余而力不足

　　高校心理教育界流行这样一句话：“进来了不适应，出去了就焦虑”，说的正是当下大学生一种普遍心理现象。为大学生们做入学心理测试，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实施早期干预，这个套路几乎为国内所有大学使用。

　　具体到华师大，柳菁介绍说，华师大采用的三个心理测试量表，目的在于找到病态的学生。柳菁说，每年测试结果出来，他们会根据分数来对学生进行分类，然后约请那些“问题特别严重”的学生过来面谈，主要是确定心理测试的结果是否准确。如果测试结果在面谈中被肯定之后，华师大有三级预警机制。第一级，轻度心理障碍，请身边人(比如室友)协助观察；第二级，中度心理障碍，“通知系领导知道”，帮助咨询和治疗；第三级，严重心理障碍，或者精神疾病，则“通知家长，协助治疗”。柳菁强调，由于心理咨询室没有权力对学生做出决定，扮演的只能是“辅助角色”，至于学生是否配合，决定权在学生手里。

　　但是，面对“确诊”的“病号”，学校心理咨询室不能更主动、更积极地干预吗？柳菁的回答是不能，原因是心理咨询室“资源有限”，目前心理咨询室主要是为学生日常心理问题提供咨询服务，华师大心理咨询一共只有10多名老师，一个星期提供100个小时的服务时间，还是应接不暇。

　　其实，作为一名专业人士，柳菁知道大学生心理测试不应仅是“诊断性测试”，也不应停留在“诊断病号”的阶段。她说，这两年华师大心理咨询室接待了不少研究生，他们并不是来做心理咨询的，而是请她做职业生涯规划。她要首先请他们做职业倾向心理测试，然后针对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写出分析报告，为他们的职业选择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柳菁说，为学生提供职业生涯规划，这是学校应该提供的一项公共服务，但如果众多学生都来找学校心理咨询室，请他们帮忙做职业心理测试，那资源有限的咨询室非瘫痪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