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冲突的中观考察:制度缺位

一般说来,制度归属于广义文化的范畴,制度是人类着力最多,同时最能体现人类成就的文化,广义上的制度本身就包括了各种成文的与不成文的规则、规范等元素。因此制度也就成了我们的研究重点。农民工从农村迁入城市后,原有的农村管理制度已经不再适用,现行的城市管理制度又有漏缺,加上有的城市管理人员要么歪曲执行,要么执行不力,这使农民工的行为处于“两不管”状态,更容易导致越轨行为。传统的家庭、家族、邻里的道德控制、礼法控制和乡俗约束在不断弱化,新的文化和制约尚在磨合,社会转型阶段人与人联系松弛、关系淡化的现象就不可避免,人的行为看似有了更大的自由,实际上却威胁着自由的要义。管理制度和社会规范严重缺失,一方面使犯罪匿名性增大,另一方面使某些人在关键时候得不到援助,倾向于采取极端手段来解决问题。制度的缺位,或者制度发挥功能的缺失,是造成农民工犯罪的又一重要原因。

案例2: 罗某,男, 33岁,初中文化,宁乡县人。2004年5月的一个晚上,罗某与一帮工友在工地附近的小餐馆喝酒,与当地人发生口角,并打伤他人。当我们问起他一些治安管理方面的问题时,他说:“我们一般都住在工地上,经常换地方,难得有人来管。住得久的话,当地的居委会就会跑来说一说卫生、安全之类的事情,出了治安案件派出所才来管。老家那边只是定期叫回去做孕检,其他的一概不问。”“老板面子大的话,我们跟着他一不用查证,二又好做事,要打架人家也让着几分。”“城市管理制度再好也没有用,都是假的。你看那些城管和流氓一样。他们出来见人就骂,见摊就收,那天我亲眼看见一个摆烧烤摊的老乡来不及躲,被他们掀翻在地,双方吵了起来。城里人过来看热闹,他们在一旁说我们有损市容,哪知道我们的苦处啊。”由此可见,在城市管理系统中,对民工的管理还存在着很大的疏漏,一些城市既缺少完备的民工管理的规范文件,又缺少专门的管理机构和队伍。某些执法人员的粗暴执法非但没有起到规范的作用,反而给社区增加了更多的动荡和不稳定因素。城市管理制度的执行者破坏了制度制定时的初衷,城市的管理制度与管理人员面临着严重的信任危机。农民工群体与当地市民、城管人员的矛盾一旦被激化,越轨行为甚至犯罪就不可避免。另外,对农民户籍管理的不到位,使他们处于失控状态,成为城乡两方都管不着的死角,很难对矛盾进行协调与疏导,对不稳定因素进行调控与排除,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引发犯罪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现实中法律的规范和引导功能明显不足,法律制度需要一定时间一定手段才能被每一个个体内化,促成制度内化的努力不足则导致制度规范的缺位和功能性的缺失,一定程度上促成犯罪。

(三)文化冲突的微观考察:角色失调角色失调是一个复合性的概念,角色冲突、角色不清与角色失败都是不同程度角色失调的表现。角色冲突妨碍与破坏人们的正常生活,角色不清导致人们不清楚角色的权利与义务,引致诸多看法上的分歧。角色失调给人造成巨大的心理落差,进而导致行为的偏差,既给角色扮演者以沉重打击,也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

案例3:李某,女,初中文化, 24岁,来自长沙市郊农村。李某在一家私企当小职员,收入不高,但她经常和一帮白领、金领出入高档场所。她花钱很大,消费高,讲时髦,公司付酬不够开支,她便想方设法开辟财源,她多次伙同他人利用工作之便侵吞公司财产,终因伪造有价票证罪入狱。在这里,李某是角色失调的典型代表。一个人前后相继所承担的两种角色之间发生矛盾,或台前角色与幕后角色相互抵触,就会造成角色失调。调节个人欲望与行为的道德规范体系缺失、人的价值观念混乱、人的信仰弱化,前后、表里两种角色规范直接冲突,都会导致个体行为越轨。当社会成员的社会阶层上位流动受阻时,最容易发生角色失调问题,因为个体会选择职业的上移来带动经济收入和社会声望的提高。如果个体尚处于职业结构的较低位置,却采用高薪阶层的角色规范和社会期望来指导行动,尤其是指导其消费取向,就会在经济活动中陷入窘境,进而引发采取非正当手段以摆脱困境。角色失调引起的文化冲突在进城农村青年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反映最为普遍。这批已经习得消费主义理念的年轻人,在收入上总是那么不成功,李某作为这个群体的代表,反映出来的就是一个群体的问题。社会网络狭小,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不足,就难以通过职业流动来实现社会地位上升。这样他们的心理压力增大了,一方面幻想扮演理想中的社会角色,以一个自己期望的社会人的身份进入社会舞台进行角色表演,另一方面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又使理想角色的实现变得相当困难,当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过大时,被挫败的群体会产生极端情绪,倾向于用越轨的方式来实现目标。

总之,农民工进城以后“在认识上,价值观念上处于强烈的文化冲突中,一系列的矛盾和困惑、内心观念的冲突、角色转换的不适应,以及原来在农村中形成的道德作用机制在城市中不复存在,从而感到无所适从。受到城市不良文化与行为的感染、诱惑,便走上了犯罪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