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自变量:文化冲突

文化冲突可以划分为宏观层面的社会失范所表征的文化冲突、中观层面的制度缺位所表征的文化冲突、微观层面角色失调所表征的文化冲突三个方面。

宏观社会失范表征的文化冲突操作为以下项目:被调查者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拥有情况,被调查者的理想与目标,以及达到理想与目标的途径、手段、所受阻力等等。中观制度缺位表征的文化冲突操作为以下指标:被调查者感受过或经历过的管理制度、用工制度、薪酬制度、社保制度、受教育制度以及婚姻家庭制度等等。

微观角色失调表征的文化冲突操作为以下几项:被调查者原有角色的承担与扮演情况,其期望角色与实现期望角色的手段,对现实角色与理想角色的落差状态的认知情况等等。

3. 因变量:行为越轨———犯罪行为

侵害财产型的越轨行为,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攫取公私财物。侵害人身权利型的越轨行为,即故意或过失地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型的越轨行为,即违反国家经济管理法,在经济管理活动中进行非法活动的越轨行为。

(三)资料来源及样本分布

本次研究的研究对象有两批,分阶段确定。第一阶段以随机抽样的方法获得样本,样本容量为61,其中长沙监狱29,湖南女子监狱32。第二阶段开展访谈,访谈对象按“在城市务工期间犯罪,且来自农村,户籍在农村”的要求,从61个调查对象中择取了32名犯罪农民工。

(四)样本的基本特征

我们在两所监狱一共发放了61 份结构式问卷,有效回收问卷60份,其中农民工犯罪的达33例,小城镇人员犯罪的有17例,大中城市人员犯罪的有10例。农民工犯罪的人数大大超过后二者。我们再选取32 个农民工犯罪的个案进行深度访谈。访谈结果显示,有15人犯盗窃、抢劫、诈骗等侵财型罪,占到被访农民工犯罪总数的54. 1% ,另有6人犯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此外,还有9人犯运毒、强迫卖淫、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犯其他罪的有3人。另外,来自农村和小城镇的女犯比男犯多,农民工中的男犯主要是财产侵害型犯罪,而女犯主要集中在强迫卖淫、容留卖淫等侵害人身权利罪

三、结果分析

文化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十分广泛的概念,在此,为方便研究,我们主要考查的文化是指在社会的某一发展阶段,为社会主流文化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和为社会所推行的各种制度与规范,文化冲突也主要通过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管理规制等方面体现出来。因而,在我们的研究中,社会失范、制度缺位和角色失调就构成了文化冲突的考察范围,现列举农民工犯罪个案加以说明。

(一)文化冲突的宏观考察:社会失范

目前我国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加速期,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结构由简单趋向复杂,文化价值由单一趋向多元,多元利益群体正在形成。农民脱离土地进入城市后,文化区域的改变,多种文化在同一地域范围内的碰撞、交融,传统理念与现代价值取向的冲突与整合,使失范发生的空间无处不在。特别是农民工涌入城市后,由于先赋资本薄弱,他们在现代社会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无法与城市市民通过平等竞争来达到目的,便倾向于采取非常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文化目标,社会失范由此产生。犯罪农民工用不合法不正当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文化目标,这种行为对社会所公认的价值造成了某种威胁,是个人工具理性对整体价值理性的挑战。在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容易成为行动的主导,工具理性先于价值理性发挥作用。这在为数居多的财产型犯罪中得到体现。针对美国下层社会财产型犯罪率偏高的情况,默顿用社会失范理论做过分析。一定程度上他的分析也适用于我国农民工财产型犯罪的高比例情况。在目前人们对金钱的追求高度重视的情况下,农民工往往因受教育水平低,年龄偏大,无专业技术而限定在地位低、工资低、就业机会少的底层社会里。他们个人化的环境与宏观社会结构框架变化之间没有直接有效的交互作用的渠道,也就是说,社会地位结构在变迁,不同阶层的人在流动,当大多数人都能上位流动的时候,很多农民工却因种种原因而被限制在社会底层里,无法跳出底层这个圈子。为了实现向上流动的梦想,农民工往往不接受社会规范的约束,而采取非法的手段取得想要的地位,他们被剥夺了平等地获取财富的机会,在无法通过合法的方式获得成功的条件下,只好借助于盗窃、抢劫、勒索等非法的手段来达到目标。越是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城市,这种发展机会的剥夺就越强烈,农民工侵财型犯罪也就越严重。表2是被访农民工服刑人员的人力资本分布。从表中可知,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农民工占到被调查总数的87%强, 40岁以上的农民工有四成之多, 75%的人无技术,可见农民工要向上流动阻力之大。默顿的社会失范理论对社会下层财产型犯罪的解释在这里也得到了证实。

　案例1:刘某,男, 27岁,初中文化,长沙市望城县人, 2001年10月因持刀抢劫罪入狱。刘某早先在长沙市内打零工,搞过贩运。自一次运货途中遭抢后,他不仅没有报案,还自己也走上了抢劫条路。问及原因,他说:“破不了案报了也没用,损失也追不回。别人抢了我的钱, 我也可以抢别人的。”刘某还说,自己之所以不安心做生意,是因为“赚不了几个钱, 社会上消费又高, 钱总是不够用”,而且“市场经济就是尔虞我诈,会耍手段就会有钱”。这个案例中,刘某遭劫后没有求助公安机关和司法部门,在他眼里,简单暴力远比法律好用。他要用“砍刀”来找回自己的损失,他也要用“砍刀”来谋取他想要的东西,因为砍刀可以让他在短时期内轻易地获得供他高消费用的金钱。他说自己一心想赚大钱, 想生活过得潇洒, 当正当合法途径———做生意———挣来的钱满足不了消费要求时,他便走上了抢劫之路。刘某对自己的文化目标———有金钱、高消费———是十分醉心的,一次被抢的经历使他失去了追求目标的初始资本,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采取非法的手段去实现自己的文化目标,这正是默顿的社会失范理论的真实写照。同时,他对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概念的理解是畸形扭曲的,他深信目前这种大环境下,个人通过老老实实做生意致富的可能性是微小的,社会竞争使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微妙而复杂,使人与人变得明争暗斗,尔虞我诈。轨———市场经济活动的显在规范与潜在规则———在他眼里都已经变相,或者说未曾建立起来过;对于轨———在法律规范内活动,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他的认可、接受和内化的程度如此之浅,以致于他轻易就越了过去,走入了监狱。从刘某的个案中,我们可以发现文化目标与实现手段之间的强烈冲突,并且也不难推断整个宏观社会的这种失范现象。从调查整体来看,社会失范是导致农民工行为越轨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