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群体水平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既定的社会环境中, 社会形态、文化、风俗习惯都会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会对人们的行为方式产生影响。Rotter 等人的研究发现犹太教学生信任的水平较高, 其次是新教徒学生, 最低的是天主教学生。更有趣的是那些父母信奉两种不同宗教的学生比父母信奉同一种或不信教的学生有较低的人际信任。这可能暗含着人际信任的表现形式具有情境的特异性和作用方式的多样性。Kuperminc 等人研究证实, 美国白人、黑人和拉美裔的青少年在人际关系、自我定位和心理适应方面存在相似性, 但是在黑人和拉美裔的青少年对于威胁到自身人际信任的情境会更为敏感。同时, SU Ti- ping 的研究显示中美两国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 美国的学生更比中国的学生表现出更高的信任水平。国内学者朴槟和李萍的研究[31]认为中西方信任观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诚信的取意轻重不同; 二是维系诚信的载体不同; 三是诚信运作的社会机制不同。同时, 还指出中西方信任观差异的根源在于中西文明路径的差异、中西经济结构的差异、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社会制度和文化对人际信任的影响是潜在的、间接的, 它只有通过不同社会情境中个体的不同的行为来表现出来。因此,研究者在这个层次上的实证研究主要是通过对不同生活背景中的个体行为进行深入分析来揭示其潜在的文化烙印。

4. 小结与展望

从心理学研究的结论中, 我们可以看出青少年人际信任的影响因素要远不止先前研究所探讨的那样简单。各变量可能也不仅仅是单独地产生影响, 可能会交织在一起, 共同对人际信任发生作用。已有研究所揭示诸变量作用路径为后续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但这些研究结果还没能达成共识, 尚需进一步的研究论证。鉴于此,我们认为一些问题仍有待深入探讨:其一、关于早期人际信任发展的作用。Sacchi等研究者]认为人际信任起源于依恋。那些在发展早期获得安全依恋的儿童会在后来的发展中表现出较高水平的人际信任。国内学者张咏梅的研究也证实了依恋与人际信任存在正相关。该研究采用横断研究范式发现小学4、5 年级儿童的各种依恋类型( 父亲依恋、母亲依恋、同伴依恋) 对小学生的人际信任均有显著的贡献, 其中同伴依恋能够较好地预测小学生的人际信任。但是, 人际信任作为个体交往过程中一项重要的心理素质, 是在童年期就已经形成, 还是在童年期才刚刚起步? 人际信任在生命早期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 童年期的经验对人际信任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 童年期的信任水平和质量是否能够预测成年期的信任行为的质量? 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待我们对人际信任发展过程深入的研究来不断证实。其二, 青少年人际信任的心理机制。心理学家虽然从个体层面、人际交往层面、群体层面考察了青少年人际信任的诸多影响因素, 但却没能对人际信任的心理机制给予明确的回答。人际信任的作用方式可能不仅仅表现为变量间的直接作用, 还可能会通过某些中介变量( 如, 交往动机、人格特质等) 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不但会有变量的单一作用形式, 还可能会有多变量的交互作用。因此, 在以后的研究中, 我们不仅要优化研究设计, 还要完善对变量间关系的剖析,以更好地揭示人际信任的心理机制。其三, 人际信任的干预研究。理论只有真正地用以指导实践, 才能发挥其潜能并得到完善。在人际信任的研究领域也比例外。已有研究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美国临床心理学家Geller研究了人际信任的内涵, 提出了建立人际信任水平的“ 7C” 法则。该法则涉及到沟通( Communication) 、关心( Caring) 、坦白( Candor)、一贯( Consistency) 、投入( Commitment) 、一致( Consensus) 、个性( Character) 。而国内学者彭泗清研究认为关系运作是中国人建立和发展人际信任的主要方法, 此外, 还会采用法制手段来增强人际信任, 并且关系运作与法制手段两者可以共存。但这些研究还都仅仅停留在理论建构的层面上, 没能够对人际信任建立与发展的过程和策略给出确切的答案。未来的研究要深入地研究人际信任建立与发展的具体过程, 揭示其不同阶段的特征。同时, 系统地开展人际信任的干预研究, 探求人际信任的应对策略。如, 如何提__高童年期低人际信任水平的儿童的人际信任; 如何使个体在陌生的环境中获得较高的人际信任等等。这方面的展开必将会进步地扩大人际信任的价值, 更好的服务于青少年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