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个体层面
在个体层面上, 影响人际信任的因素主要是指信任的双方所表现出来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如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社会经济条件等) 、人格特质等。Rotenberg 等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揭示了人际信任的发展存在同性别模式, 即男孩更信任男孩; 女孩更信任女孩; 女孩的信任水平要高于男孩的信任水平, 并证实人际信任的水平在不同年级的被试中存在差异。而Levin 等人的研究]表明受试者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的程度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Rempel对性别变量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 对于女性来说, 人际信任的三个成分(可预测性、可靠性、信赖)之间有强相关, 而男性信任的三成分(可预测性、可靠性、信赖)上有不同的表现。可能女性更倾向于表现出一种整合的信任观念, 而男性则没有。在家庭因素与人际信任的关系上, Stein 等人研究了青少年人际信任与出生的家庭规模之间的关系, 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 青少年人际信任的水平与所出生的家庭大小有关, 出生在较小家庭的青少年比那些出生在较大家庭的人际信任的程度要高。这可能与在家庭中所受到的父母的关注多少有关,即在较小的家庭中出生的孩子比那些在较大家庭中出生的孩子能够得到较多的爱和关注,更有可能形成较为稳定和持久依恋。King 对父母离婚与其后代的人际信任研究显示, 尽管父母离婚与其后代的人际信任存在负相关, 但是当把亲子关系质量变量考虑进去时, 这些影响就会大幅减少。无论父母是否离婚, 三种信任( 对父母的信任、对亲密同伴的信任、对其他人的信任)与积极的亲子关系都存在紧密的联系。因此, 我们可以认为, 与家庭有关的因素对人际信任发展的作用形式可能会表现地更为微妙和复杂。在人际信任和人格特质的关系上, Anthony的研究发现信任与随和性维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与神经质维度存在负相关, 即那些在随和性上得分较高的个体, 常会有很强的合作倾向, 更有可能表现出信任。而那些在神经质上得分较高的人对他人会表现出较低的信任。这也得到了国内相关研究的证实。郑信军研究认为大学生人际信任与稳定性(C)、恃强性(E)、兴奋性(F)、有恒性(G)、敢为性(H)、世故性(N),实验性(Ql)和自律性(Q3)人格特质呈显著的正相关, 而人际信任与聪慧性(B)、怀疑性(L)、忧虑性(O)和紧张性(Q4) 人格特征呈显著负相关。此外, 人际信任的差异还可以反映出个体人格类型的不同表现。在EPQ 上,大学生的精神质、神经质维度上的得分与人际信任有显著地正相关, 掩饰性、内外倾维度与人际信任的水平有着显著地负相关。也有研究者在多重变量中研究了人际信任。Debell 等人深入地考察了6~12 年级青少年的场独立性和场依存性与人格特质、学习风格、人际信任等变量的关系, 结果表明, 在控制了年级和性别变量的影响后, 场独立性与直觉思维人格变量、谨慎全面的学习风格变量之间有显著的相关, 而与人际信任中一般信任的相关则未能达到显著水平。
3.2 人际交往层面
人际信任的形成、发展都是在一定的人际关系中进行的。因此, 人际交往层面上的因素对于人际信任的研究具有更为现实和重大的意义。下面主要评述一下双方交往的时间和第三方的信息对人际信任发展的影响作用。
3.2.1 交往的时间
Lewicki 等认为人际信任是受双方交往时间长短影响的, 即随着两个人彼此的接触和了解,人际关系开始不断深入, 信任由此产生。这似乎与常识心理学的某些内容相吻合, 并能够解释生活中的一些现象。但是, 最近的一项关于对领导信任的元分析显示, 在相互关系方面, 人际信任与交往长度变量之间的平均相关系数仅为- 0.01, 这就意味着随着交往长度的增加, 信任的一方对另一方的信任度未必会增加。Levin 等研究证实随着双方交往时间的增长, 我们所作出的信任决定是依据不同的条件的: 在人际关系发展的早期, 我们更有可能依据对方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是否相同或相似) 来决定我们的人际信任程度,随着交往的进一步深入, 可信任的行为( 双方具体的行为) 与信任的水平有正向关系, 到了最后,信任双方共享的特征( 如共同的信念、爱好等)与人际信任的程度有显著地正相关。在这个发展过程中, 交往的时间长短与双方人际信任的程度有关, 但人际交时间变量的具体作用方式还会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 如情境因素、双方的投入程度等的影响。Ganesan 等人从个体和组织两个水平考察了人际信任( 可信性和仁慈) 与投入的关系, 发现人际信任与投入间存在相关。具体表现为: 与对组织的信任相比, 对个体在可信性维度与投入之间有更强的相关; 而与此不同的是, 相对于个体水平仁慈, 基于组织水平的仁慈能够较好的预测投入。
3.2.2 第三方的信息
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 双方不仅要关注来在对方的各种信息和刺激, 还会受到与双方有关的其他的信息和刺激的影响, 以形成自己的信任决策。所谓的第三方的信息, 主要是指存在于信任双方自身之外, 但对双方人际信任的信任决断产生影响的“二手信息”。这里的第三方既可以是单一的个体, 也可以是团体或组织, 如工作网络中的同事、社会结构中的第三方、某种结构中的工作团队等。Ferin 等的研究显示来自第三方( 关系网络中的同事、结构的平衡、信任的变通) 的信息同人际关系组织对双方的信任行为发生作用。大量的研究表明, 对于处于社会化进程中的青少年来说, 其最大的信息源是社会, 最有影响力的信息源是同龄人, 其次才是学校和父母。社会环境对与人际关系的发展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为个体的行为提供机会并限制个体的行为和有利于信息交流。因此, 社会化程度越高的学生, 其人际信任的水平也越高。Rotenburg 考察了72 位父母和50 名6~12 岁儿童的信任的社会融合, 结果显示: 父母兑现对儿童的承诺和儿童对父亲、母亲、老师的信任信念呈显著的正相关; 母亲对教师的信任信念与儿童对教师的信任信念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此外, 来自同龄人的信息对于青少年的人际交往行为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Stein 等人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青少年信任的水平与青少年每周花的钱而不是挣的钱有关。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那些每周花了较多钱的青少年获得了更多的同龄人的认同, 进而促使其表现出较高的信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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