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亲环境行为的社会心理机制研究

在上述经典理论及其修正模型的启发下，后续的研究者开始基于不同视角来探讨亲环境行为的社会、文化和心理机制。以下将从人格特质、社会认知与情感、社会情境以及文化与宏观社会因素这几个方面分别对这些研究加以介绍。

首先，人格特质已被证实与亲环境行为有密切关联。研究者关注较多的人格因素是自然连通性，它反映了个体在社会现实和环境心理结构中将自身与大自然建立情感联结的特质，它是预测亲环境行为的重要因素。一项基于社区居民样本和大学生样本的调查还发现了人格结构中的开放性维度对亲环境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而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的是个体对环境所持的态度和自然连通性特质。与人格特质类似的稳定性因素还包括个体在长期社会化过程中内化的价值观，与环境议题有关的价值观也会对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Ｌａｔｉｆ等人调查了１　０９８名来自马来西亚五大城市社区的居民，分析了居民所具备的环境知识、环境价值观和其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环境知识影响环境价值观的形成，进而对居民的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５６］。因此，环境教育者、城市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在倡导亲环境行为的工作中应重视环境价值观和环保知识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其次，在社会知觉方面，新近的研究支持了个人信念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Ｒｅｅｓｅ等人基于德国公民的样本群体，分别验证了环境公正信念的三个原则（代际公正、生态公正、全球公正）对亲环境行为意图的促进作用，同时还发现环保责任感和道德愤怒的中介作用。此外，社会判断过程中针对利弊和损益的权衡与取舍也会影响行为决策。在面临环境议题时，人们会面临“实现享乐”和“遵从环保规范”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冲突，因此，环保行动往往会意味着要付出某种代价。基于“代价—收益”的基本前提，Ｓｔｅｇ等人在其理论框架中整合了价值观、情境和目标等因素，亲环境行为在此框架内遵循两条路径发生。第一是外部路径，即降低亲环境决策的代价；第二是内部路径，即强化规范性目标并内化亲环境的意识。相比外部路径，内部路径有赖于与之对应的价值观以及能够激活这种价值观的情境性因素，因而对亲环境行为的促进机制更为稳定。在一个更为综合化、多元化的亲环境行为框架内，社会知觉的作用依然系统地存在。一项基于韩国民众的调查分析了三类亲环境行为（绿色消费、好市民行为、积极环保行动）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三种社会知觉因素会驱动这些行为，第一，利他性价值取向通过消费效能知觉和环境关怀的中介作用而预测三类亲环境行为；第二，消费效能知觉和环境关怀正向且直接地预测好市民行为和绿色消费行为；第三，消费效能知觉唯一地预测积极环保行动。第三，在社会情感方面，个体对“所在地”的态度与情感会决定其如何对待脚下这片土地。“所在地”即生活地点，生活地点是连接个人与环境的纽带与载体，是个人在环境恶化的现状下寻求安全归属的物理条件。个人与生活地点的社会情感依恋被称作场所依恋，其测量工具包括四个维度：场所依赖、情感依恋、社会联系和场所认同。作为一种高级的社会情感，场所依恋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也受到研究者的重视，Ｖａｓｋｅ等人针对１４～１７岁青少年的研究发现，场所依赖基于场所认同的中介作用而引发了亲环境行为，这表明增强个体与自然的情感联结有助于促进其更加善待环境。Ｚｈａｎｇ等人在中国社区的研究发现，居民的场所依恋以及对灾难后果的觉知和价值观均可预测其亲环境行为意图，场所依恋比灾难后果觉知对亲环境行为的预测更为明显，此外，与移情、内疚等社会情感有关的利他主义价值观比利己主义价值观更能够强有力地预测亲环境行为。

第四，外部的情境因素也会影响亲环境行为。一方面，社会关系的类型与亲环境行为存在对应关系。亲属关系对应环境议题下的利他行为和社区行动，同事关系对应成本节约行动和工业场景下的利他行为，邻里关系则对应社区问题解决、志愿者行为和废物利用等行为。另一方面，社会情境中与环保相关的信息会在特定情况下启动人们的亲环境行为意图。传统的做法是在公共场所（如宾馆）设立环保宣传标识，借以提醒人们调节自己的行为。这类标识所表述的是描述性规范，例如“绝大部分客人会使用他们自带的洗浴用品”。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等人实地观察并比较了住店客人在看到不同的环保宣传语时的行为，揭示了其中更为精细的社会心理机制：比上述的描述性规范更为具体的偏狭性规范更容易促进亲环境行为，例如“曾入住本房间的绝大部分客人都会使用他们自带的洗浴用品”。第三方面，情境中的信息因素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往往是与认知过程（如动机、社会性解读）交织在一起对行为产生影响。Ｍｉａｏ等人比较了消费者在居家场景和出行场景（入住宾馆）下的亲环境行为及其动机后发现，亲环境行为并不具备跨场景的一致性，即个体在一种场景下的行为模式无法预测其在其他场景下的表现。与出行场景相比，被试在居家场景下更容易做出亲环境行为（节能、再循环、再利用和绿色消费）；另外，亲环境行为的动机因素也会因场景的不同而不同，遵从规范动机（即应该保护环境的道德责任感）是居家场景中亲环境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而享乐型动机（追求个人舒适和愉悦）则会在出行场景下显著地预测亲环境行为。除了内外因在平行层面上的交互作用，个体内部对情境因素的解读也是至关重要的。Ｈａｎ在整合价值—信念—规范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探讨旅行途中的亲环境意图，一方面验证了上述两个理论框架中的核心变量对亲环境行为的预测作用，另一方面揭示了一个较为重要的调节变量：即非绿色行为选择的吸引力，当这个吸引力较低时，态度、行为控制感和道德义务等变量可以更为明显地预测亲环境意图。而这个吸引力的高低，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自身的社会性解读。这种解读的基础是已有的知识结构和经验体系（即社会认知图式），解读的过程会指引个人的行为向图式预设的方向迁移，进而实现对行为的广泛影响。一项针对航空旅客的在线调查发现，乘客参与二氧化碳排放补偿行动的意愿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第一是相信在旅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会给气候变化带来消极影响；第二是在其他场合下业已形成的亲环境意识带回到飞行旅途中的迁移效应；第三是相信亲环境行为对自身和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以上文献中的研究揭示了特定场合下的信息呈现对亲环境行为的促进作用。亲环境行为背后的机制亦可支持社会心理学的经典理论：在外部信息因素对行为的影响路径上，个体基于社会认知图式对信息所进行的解读和重构会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第五，近年来的研究开始关注更为宏大视野下的背景性议题。首先是组织背景。这一背景下主要探讨上文提到的亲环境组织公民行为（ＯＣＢＥ），研究者提出了该行为的三因素模型，借以理解亲环境行为在企业背景下的心理结构和行动逻辑。这个模型中的几种行为都与组织环境、群体气氛有关，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实证研究发现，当员工感到组织为其提供了较多支持时，这种积极的感知会通过组织承诺和工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而促进亲环境行为。其次是文化心理背景。Ｌｅｕｎｇ基于新加坡、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跨文化样本考察了世界主义的基本心理结构及其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世界主义的概念框架是一个三要素模型：（１）文化开放性，包括接受外来事物、学习外来文化知识；（２）全球亲社会性，即对于不同文化的广泛性尊重和提升基本人权的道德责任感；（３）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即能够容忍并欣赏文化之间的差异。Ｌｅｕｎｇ等人的研究发现，总体的世界主义取向与亲环境行为、亲环境动机和亲环境信念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世界主义取向中的全球亲社会性对“支持环保运动”“环保行动意愿”和“支持将环境质量好坏作为社会发展水平的衡量标准之一”等行为指标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第三是教育政策和总体受教育背景。Ｍｅｙｅｒ采用断点回归的方法分析欧洲民意调查的数据后发现，在欧洲义务教育的政策变迁背景下，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个体在认知层面上对社会福利的关注增多了，在行为层面上也会更多地采用对环境友好的方式。

统观上述五点，在社会心理学、环境心理学的研究范式下，当前针对亲环境行为发生机制的研究已涵盖了微观层面上的人格特质、中观层面上的社会情境和社会信息，以及宏观层面上的社会政策和文化等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内容。不断更新并日益丰富的实证研究体系对经典的亲环境行为理论形成了强有力的修订、补充与提升，使得这一领域的理论建设日趋成熟与完善。

五、展望与结论

（一）研究对象的扩展

以往的亲环境行为的研究对象以成人群体为主，即探讨成人在日常消费、公共活动空间以及社区自治等议题上针对社会环境和生态系统所表现出来的积极关注和行动立场。成人的亲环境行为概念范畴涉及到从个人健康、家庭、社区到整个社会乃至由全人类利益所组成的嵌套式系统，但青少年亲环境行为的内部结构可能与之不同，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加以挖掘。对于青少年的亲环境行为，以往研究较多地关注此类行为的“亲社会性”，即探讨青少年在社会交往和群体适应过程中针对人文和社会环境所做出的积极行动，亲社会行为旨在提升人际关系和群体适应水平，且具有利他性特征，在行为范畴上尚未扩展到更为宏观的环境议题。事实上，相比年长的社会成员，青少年与环境问题的利益相关度更高，因为他们将有更长的时间去面对人类社会过去和当下针对环境犯下的错误，并对此负责。但已有研究者发现，在面对环境问题所带来的威胁时，青少年的反应并不相同。一部分青少年的公民参与意识、个体责任归因以及集体效能感会得到提升；而另外一些青少年则对环境议题反应消极、态度冷漠，甚至表现出排斥和拒绝。因此，青少年在发起亲环境行为过程中可能会受到更为复杂的动机因素的影响，青少年自身认可的亲环境行为也可能与成人有所不同。这种复杂性和独特性将促使研究者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论体系去理解青少年的亲环境行为。

（二）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整合

亲环境行为在研究领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理论成果，但是关于亲环境行为的干预、辅导和教育等实务领域的研究是相对不足的。未来研究应探索如何将亲环境行为影响因素、发生机制和测评工具等方面的研究结论应用于政府、学校、社区和家庭，从而为制定相关的环保政策和环境教育方案提供参考。要实现这种应用则需要完成以下两个方面的整合，第一，将理论研究成果与环保类政策制定中的若干要素加以整合。制定政策的目的之一是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而对相关行为背后的心理与社会机制的深入了解与剖析则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快找到影响人们遵守政策和规范的关键性要素，这与企业在推出新的产品或服务之前所做的“用户研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第二，将理论研究成果与亲环境行为教育实践加以整合。关于亲环境行为发生机制和影响因素的研究可以帮助学校和社区教育者站在心理和行为科学的角度去理解亲环境行为的促进因素和阻碍因素，进而在设计教育或干预方案时充分考虑这些因素，使其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结　论

综上所述，亲环境行为对于整合个人、家庭、社区乃至全社会与全人类的环境诉求和生态利益具有重要意义。近２０年来关于亲环境行为的发生机制和教育干预伴随着环境问题的日趋严峻而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在现实需求驱动下，环境心理学家针对其概念界定与结构、测量工具、理论模型和社会心理机制等方面展开了系统全面的研究。通过对上述研究成果的综述，本文梳理出以下观点：第一，亲环境行为既涉及到个人生活领域的节能、环保等行为，也涉及到在公共生活领域通过组织或参与环保类的社会组织来发起针对相关议题的倡导、倡议等社会行动，此外还涉及到针对人类生存乃至整个地球生态圈所处的环境系统而抱有的积极态度和行为倾向。亲环境行为不但反映了个人对环境议题的积极关注和具有正向价值的行动逻辑，而且也体现了在特定的群体或社会系统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市民精神或公共意识。第二，从概念结构来看，亲环境行为是一个多维模型，基于概念结构的行为测量是同时伴随着提升与局限而不断走向成熟的。在相关研究的演进过程中，测量结构的抽象水平和整合程度不断提升；行为范畴涵盖了从个人到社会的跨度；测量内容中考虑到了较为细致的行为类别；行为背后的动机和认知过程与行为意图被统合到一起，形成更为丰富的行为测量体系。第三，计划行为理论、规范激活理论和价值—信念—规范理论是理解亲环境行为内部机制的代表性理论，在理论研究不断发展和演进的基础上，不同理论之间的整合趋势日益明显。第四，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式下，针对亲环境行为发生机制的心理学研究主要关注人格特质、社会知觉、社会情感、社会情境以及文化与宏观社会因素这几个方面。这些内容已涵盖了微观层面上的人格特质、中观层面上的社会情境和社会信息，以及宏观层面上的社会政策和文化等多元化、多层次的内容。第五，当前的研究尚存在几点不足，一是研究对象以成人为主，有待于向青少年群体扩展；二是行为测量内容以模拟情境或实验室条件下的行为意图为主，有待于向更为生态化情况下的真实行为扩展；三是当前研究以机制探讨和理论建设为主，有待于向政策制定和教育实践等应用领域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