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涉恐罪犯“去激进化”理论和实证研究

根据前文涉恐罪犯的“激进化”过程理论分析，“去激进化”的核心工作是恢复涉恐罪犯对其他生活目标和人生价值的追求，同时削弱涉恐罪犯追求焦点的、意识形态的目标的决心，从而放弃通过暴力恐怖主义手段实现该目标的动机。

（一）放弃恐怖主义手段

个人放弃暴力恐怖主义实现个人重要性需求有诸多渠道。首先，说服涉恐囚犯暴力犯罪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接受的。在沙特阿拉伯、新加坡、也门和印尼等一些拥有穆斯林人口的国家已经推行了去激进化计划。这些计划由政府领导，向罪犯阐明暴力袭击手无寸铁的平民是违背伊斯兰教义的，也是可兰经所禁止的。在埃及，有关部门组织原恐怖组织头目到监狱进行巡回演说，说服他们的下属谴责暴力犯罪，推动反暴力意识形态在涉恐囚犯中的传播，要求涉恐囚犯通过其他方式获得个人的价值感。同时让涉恐囚犯确信就算暴力犯罪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暴力对实现组织的目标并不会起到任何作用。事实上，恐怖组织尽最大可能宣扬暴力的作用，鼓动组织成员为了集体目标而战斗，这种反人类的行为最终会失败。

（二）重建人生目标

为了改变涉恐囚犯通过恐怖暴力获得个人重要性的决心，可引导其转向其他可替代目标实现个人的价值感。Reinares（2011）对西班牙武装分离主义恐怖组织——巴斯克祖国和自由（ETA）成员进行了采访，一名成员在提到自己放弃恐怖主义的态度时，说，“我的武装斗争的想法没有丝毫改变，但是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我花了生命中的三年时间为他们做战士，以牺牲我的个人生活为代价”。虽然该成员没有放弃暴力合理化的观念，但是他所做的决定明显转向了个人生活的目标。

去激进化计划同样可以包含一些战略手段，如职业技能培训，使涉恐囚犯重获个人价值感。在受到恐怖主义严重威胁的国家中，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做法。如沙特计划中为囚犯家属提供资金帮助，为刑满释放人员提供车辆和房子开始新的人生。新加坡去激进计划比沙特计划保守，但仍然以不同方式帮助囚犯家属和刑满释放人员。倘若这些做法成功，去激进计划会直接解决恐怖分子实施暴力恐怖行为的动机问题。

（三）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去激进化实证研究

虽然世界上有多个国家实行了去激进计划，但是关于去激进化效果的实证研究并不多。Kruglanski 研究小组从斯里兰卡罪犯改造中心收集了大量前泰米尔猛虎组织成员（LTTE）的样本，通过人格和人口学的问卷调查，对僧伽罗人的武装斗争的态度评估，研究了去激进计划的实际效果。

1．斯里兰卡去激进计划的特点

根据军方提供的信息，把温和型LTTE 成员和顽固型LTTE 成员分开关押。如前所述，极端主义领袖人物在监狱中仍有激进程度升级的危险，把极端人员和次极端人员分开是斯里兰卡去激进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取得了潜在的效果。在计划中，采取多种渠道恢复服刑人员的个人重要感，如把他们称为“获益者”而不是使用“囚犯”、“劳改犯”等羞辱的词汇；告知“获益者”政府打击恐怖主义武装的成果；组织“获益者”练习瑜伽，参与文艺活动以及个人表达活动，引导他们更多地关注自我而不是自己的LTTE 组织成员的身份；为“获益者”提供职业教育，而且根据性别提供不同的职业教育培训，为他们刑满释放更好地融入社会。

2．研究样本

研究对象包括来自斯里兰卡泰米尔聚集区的6 个罪犯改造中心的1906 人（1737 男性和169 女性）。为研究囚犯的态度变化，以九个月为研究周期，让“获益者”填写计划实施前后的相关问卷表格。研究小组在其中一个罪犯改造中心选择了152 人作为控制比对组，在九个月的时间内，他们不参与去激进化计划，只是做瑜伽练习。

3．实证研究结果

由被测试者回答10 个项目的问卷题目以研究他们对僧伽罗人的武装斗争的支持度，如可选择项目包括“武装斗争是当前所有泰米尔人应尽的义务”的最高级选项。统计结果表明，实验组支持武装斗争的程度和人数比例在下降，而控制组几乎没有变化。研究小组还把被测试者对监狱工作人员的态度作为激进程度转化的衡量指标，包括工作人员的可信任度、公正度、帮助程度、对泰米尔斗争的认识度。研究结果表明，被测试者对监狱工作人员的态度变得越正面，其激进化程度降低得越明显，而控制组没有产生类似的变化。最主要的因素还是被测试者作为次激进人员与顽固分子分开关押，而且政府对恐怖组织的实质性打击也是被测试者对武装斗争无效果的一种客观理性的认识。

五、对我国涉恐罪犯矫正的建议

（一）采取隔离关押和近距离监控制度

由于涉恐囚犯普遍具有较为固定的恐怖主义正义化的意识形态，必须采取与其他罪犯分开关押的措施，而且对于涉恐囚犯而言，应对其激进程度和危险程度进行等级评估，把顽固型涉恐囚犯与温和型涉恐囚犯分开关押，排除多数温和型涉恐囚犯的集体主义身份意识。对温和型涉恐囚犯可采取集中关押的方式，有利于监狱部门集中专门的语言工作人员，成立去激进化工作小组。针对我国涉恐囚犯人数占全国所有在押囚犯人数比例较小的实际情况，可在司法部建立涉恐囚犯管理局，直接对涉恐囚犯监狱进行行政管理，加大监狱工作人员的配备比例，切实改善监狱过分拥挤的实际情况，增加囚犯生活空间的分散度，通过监视、监听技术提高对涉恐囚犯的言行监控级别，确保涉恐囚犯不形成小的、松散的团伙组织。尤其在涉恐人员刚刚进入监狱的初始阶段更要严格执行隔离关押和近距离监控制度。

（二）实施“去激进化”矫正方案

在防止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在监狱传播，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的同时，必须通过教育、家属感化等手段采取相应的“去激进化”矫正方案。理由有两个方面：

其一，警察和军队所采取的“强硬”反恐战略打击恐怖主义，先发制人消灭敌人，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是必须的。但是对于已抓获的涉恐罪犯，如果不采取“柔性”、“去激进化”的反恐战略，那么涉恐囚犯“以牙还牙”、“以暴抗暴”的思维方式始终不会改变。

其二，从心理学看，囚犯失去自由，必然产生沮丧、愤怒、不满、怀疑等激进情绪，或者羞辱、害怕、难过等抑郁情绪，导致他们从内心深处寻找精神寄托。这就使得涉恐人员抱着原有的意识形态不放，变得更加激进，或者从策略上变得更加顺从，表里不一。

因此，实施“去激进化”矫正方案有重要的意义。从世界各国看，2010 年已有15 个国家实施了“去激进化”计划。

“去激进化”矫正方案与传统的犯罪矫正措施有着一定的共同性。监狱对罪犯的行刑目的是让罪犯在监狱里再社会化，抛弃以前的与社会规范、价值、观念相冲突的思想和行为，从而融入社会，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通过劳动技能培训等方式，改造罪犯成为一个能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最根本的预防犯罪。因此，我国的犯罪预防理论已为“去激进化”的矫正实践提出了指导方向，关键是在实施过程中要摸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去激进化”矫正措施。

从说服教育层面，告诉涉恐囚犯实施恐怖暴力是反人类的、任何社会都不能接受的，人触犯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法律，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中国是一个有13 亿人口的大国，追求国家统一、社会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恐怖主义非但不会给社会造成混乱，反而激起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反恐浪潮，使恐怖主义无处藏身。

要从“不行”和“不能”两个方面说服涉恐人员放弃暴力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鼓励涉恐囚犯更多的关注个人价值的实现，如做一个孝敬老人的儿子或女儿、一个担起家庭责任的丈夫，一个能给孩子关爱的母亲，弱化涉恐囚犯的焦点目标，用其他目标取代；通过对涉恐囚犯困难家属的帮助让其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消除个人对社会的仇视；通过已经转化的恐怖组织领导对其成员开展说服教育活动。

借鉴印尼的去激进化关押方式，对表现良好的涉恐囚犯提供回归社会的渐进式渠道：第一阶段：观察阶段。这个阶段设立最高安全区，把涉恐囚犯高度隔离，由监狱警察对每个囚犯进行谈话，了解囚犯的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和家庭背景，实施暴力恐怖主义犯罪的根本原因；第二阶段：对已经服刑1/3 总刑期并表现良好的囚犯，给他们提供比第一阶段更大的自由度和更好的生活条件，转入中等安全区，安排他们具体的劳动任务，鼓励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回归社会做准备；第三阶段：根据监狱管理委员会推荐，对改造良好并已服刑1/2 总刑期的罪犯，可安排在监狱附近的社区劳动，并由监狱警察监督管理；第四阶段：对服刑已达到2/3 总刑期并表现良好的罪犯，可获准假释，并在社区矫正，充分发挥社区矫正的惩罚性和恢复性的功能，要求涉恐罪犯定期汇报自己的活动情况，如发现有非法行为，立即转回监狱服刑，组织有关部门帮助社区服刑涉恐罪犯解决在就业、生活、法律、心理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利于他们顺利适应社会生活。

（三）加强监狱警察涉恐矫正专业素质的培训

从国外情况看，很多监狱管理的负责人对管理激进主义囚犯的战略认识不清，缺少专业的培训和资源真正地实施全面的“去激进化”改造措施，倾向于使用简单的隔离和近距离监控手段。监狱警察的专业素质决定了“去激进化”计划的实施效果的好坏。首先，监狱警察要熟练掌握少数民族语言，这是监狱警察与涉恐囚犯建立互信的基础。很多涉恐囚犯的表现是是反抗的、不遵守监狱制度，监狱警察只有通过与涉恐囚犯感情交流建立互信，有选择地转化一些囚犯，建立“囚犯情报员”，通过这些囚犯了解其他人员的思想情况，防止新的恐怖分子在监狱中产生。其次，监狱警察要了解涉恐人员的心理特征，掌握“去激进化”的心理学方法和理论，并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提高，不能仅仅依靠专业的监狱心理医生。因为一个监狱的专职心理医生比例通常非常小，要取得“去激进化”的真正效果，还是需要广大监狱警察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