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涉恐罪犯激进化过程的理论模型构建

美国马里兰大学心理系Kruglanski 等人提出了涉恐人员激进化模型——个人动机、意识形态、社会作用三个方面的因素导致个人接受极端主义观点和行为，成为恐怖主义的参与者。Michelle Dugas 认为，个人重要性的需求（the quest for significance）是主要的个人行为动机，意识形态为实现个人重要性需求所采取的暴力措施提供合理化解释；社会化过程激发个人重要性需求，促使个人采取极端行为达到获取个人重要性的目的。

（一）获得尊重的需求是涉恐罪犯激进化的基础

在研究恐怖分子犯罪动机时，很多学者提出了获得荣誉、殉教回报、复仇、效忠领袖等犯罪动机，这些动机都是一些具体化的个人动机，都可归结为对个人重要性的需求，简单地说是为了获得尊重，成为组织或群体认可的英雄。

马斯洛提出的人的五大需求理论中，明确指出获得尊重的需求是位于自我发展需求之下、社交需求至上的较高层次的需求。虽然每个人都有获得尊重感的需求，但是获取手段是不一样的，对一般社会成员而言，为人类造福、获得健康和安宁是获取社会尊重感和个人价值感的途径。而涉恐人员实现个人重要性的目标却聚焦于对被剥夺、受屈辱的改变。其个人重要性需求的激发主要通过三个渠道实现：其一，个人重要性缺失或受屈辱，相当于被剥夺心理构建；其二，个人重要性受到威胁，相当于避免被羞辱心理构建；其三，获取个人重要性机会的来临，相当于激励心理构建。

在个人层面，价值感的缺失来自个人和群体受羞辱，和源于冲突或其他无关的事件。如巴勒斯坦妇女从事自杀式爆炸的动机，来自她们在生活中遇到的耻辱，如不孕、离婚或丈夫的婚外恋；有的年轻人因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以色列检查点实施自杀式爆炸。这些个体都忍受着个人重要性的缺失，通过加入本社会认可的崇高事业弥补个人的价值缺失感，成为本民族的英雄。在政治冲突中，一些人因为亲人的生命被剥夺，而产生强烈的价值缺失感，车臣“黑寡妇”恐怖主义复仇就源于与车臣与俄罗斯之间的暴力冲突。

个人重要性受到威胁时，必然导致个人千方百计地避免，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如二战时期的日本神风特攻队。在队员写给家人的信中，他们说他们并不想去死，也不是为了天大的奖赏，但是如果他们拒绝执行自杀式袭击的任务，会给他们和家人带来无法承受的羞耻感，为了避免个人重要性的丧失，他们不得不成为敢死队的一员。

对于恐怖分子而言，很多时候把实施暴力恐怖主义当作获得个人重要性的机会，在本群体眼中获得历史地位、成为英雄或烈士。Sprinzak (2001)对自大狂型恐怖分子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诸如9·11 世贸大厦的袭击者 穆罕默德·阿塔、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1994 年制造菲律宾航空434 号班机爆炸事件的优素福、基地组织的新头目艾曼·扎瓦赫里都在从事恐怖活动中获得了巨大的个人价值感。POST（2006）认为，有的恐怖分子通过自杀式爆炸袭击追求个人价值是从骨子里就有的，如巴勒斯坦哈马斯在幼儿园和学校向儿童灌输“殉教”思想，黎巴嫩真主党从小培养Imam al-Mahdi 童子军，鼓励他们成为殉教者，获得至高无上的荣誉。

（二）恐怖主义正义化的意识形态是恐怖罪犯的精神动力

意识形态是一种集体的信仰，具有社会的属性。个体存在其中并受到潜移默化的感染。社会关系网对个人的影响与群体意识形态对个人的影响交织在一起。就恐怖主义极端行为而言，群体的意识形态使恐怖暴力正义化，而社会关系网则强化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共识。

恐怖主义正义化的意识形态有三个基本特征：其一，怨恨情绪的存在。群体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处遇或伤害；其二，确认了加害对象；其三，恐怖主义行为是正义的、有效地改变群体不公平处遇或伤害的方式，群体把行动者当作英雄看待。

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主要通过语义学和修辞学来完成。语义学方面，通过非人类的语义对攻击对象进行界定，如把攻击的群体描述成蟑螂、猪、猩猩，没有人的生命价值；在修辞学方面，对特定目标实施暴力或在特定情况下实施暴力是必要的，因为对方给我方造成了伤害。根据其修辞学理论，平民虽然没有参与战争，但是平民要为政府的行为负责，而且平民也可以成为军队的后备力量，因此平民并不是中立或无辜的。

为了论证恐怖行为的有效性，意识形态的宣传者把敌对政权描述成软弱和堕落的政权，本·拉登在2003的布道中这样说：“美国是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和广泛经济实力的强国，但是是建立在不稳定的基础之上，有很多明显的弱点可以攻击，如果我们攻击了它一百个弱点，美国就会崩溃，失去世界领导地位。”倘若没有这样的意识形态，人们获得个人重要性的方式会与恐怖主义截然不同。如忠于社会道德准则的意识形态引导人们把仁慈和宽容作为获得个人价值的正道。因此，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获得个人价值受到意识形态深刻的影响。

（三）集体主义身份转变是涉恐罪犯的必经之路

个人价值的追求必然导致个体向通过社交网络和通讯媒体群体靠近，而意识形态对个体的吸引力和影响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 Kruglanski（2013）把这个过程称为集体主义身份转变（collectivistic shift）。从某种程度上说，成为组织中的一员本身就赋予了个体价值感和授权感。个体是组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代表组织实施行为必然被组织其他的成员铭记在心，可能世代相传。实证研究表明，个人价值感缺失的人更容易接受集体意识形态的感染，集体信念更强，并更愿意代表集体实施行为重获价值感。

值得注意的是，个人重要性的需求并非个体的独一无二的渴望事件，心理学认为在不同的时刻人的目标和渴望是千差万别的。因此，有必要解释是什么原因使得个人重要性需求而非个人的其他需求驱动个人实施恐怖行为。Kruglanski把恐怖主义行为界定为获取重要目标的手段。

作为实现特定的意识形态目标的手段，恐怖主义与其他的人生目标（如健康、舒适）相冲突。在这种手段-目标理论框架中，一个特定的手段能实现某个目标，但是同时妨碍了其他目标的实现，这种现象又叫做反终极性（counterfinality）。恐怖主义会给行为人带来灭顶之灾，与人的基本的安全需求是矛盾的，心理学必须解释恐怖主义行为人如何克服对死的恐惧和活的渴望。为了解决这一难题，Kruglanski等人提出一个理论性的解释：如果实现某个目标的决心足够强大，人的其他目标、价值和担忧都会被抑制或贬低。这种抑制或目标屏蔽让行为人不再关注其他影响恐怖主义行动实施的抵触性目标（如舒适和安全）。

目标屏蔽原理可以在试验中获得证实。Shah对人的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进行了试验性研究，发现个人对实现焦点目标的决心越大，个人的其他目标就越受到抑制。而且这种抑制是为了实现焦点目标而产生的。如果个人有其他可替代的目标吸收掉实现焦点目标的资源，个人对原有目标的执着和追求就动摇。就恐怖主义而言，恐怖分子宁可冒着被监禁和死亡的危险实施恐怖行为，是因为受到实现他们组织所确定的意识形态目标强烈决心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说，他们抑制了对个人自由和舒适等其他目标的追求。在一个恐怖组织内部，每个人对焦点目标追求的强烈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人顾及个人安全，只是在组织中从事辅助的角色，而有的人可成为自杀式袭击的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