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基于各自的研究取向来针对全球生态圈保护、人类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研究。其中，自然科学家主要基于技术层面来关注上述问题，这涉及到如何研发和应用具有环境友好特性的材料和能源类型，以及如何设计对环境产生最低伤害的生产模式等。而在社会科学家看来，环境问题终究是人的问题。笼统地看，人的问题是宽泛且多元化的。一方面涉及到特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背景下与环境问题相关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特定政府机构或组织的管理模式，以及环境保护和生态现代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则会在相对微观的层面上涉及到人在社会系统中与环境的互动，以及在这个互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心理倾向和行为模式。人们对于环境问题作出的回应可以反映其内在的知识、信念和动机系统，同时也折射出特定文化中的“大多数人”针对环境议题所形成的共识与默契。因此，针对那些和环境议题相关的人类行为及其背后的社会心理机制进行研究，不但可以查明阻碍积极环境行为的因素，而且可以澄清促进积极环境行为的机制。这两方面的工作帮助研究者基于心理、社会以及文化等多维度的视角去回应环境议题中的“人的问题”，进而为宏大的管理模式创新与制度设计变革等提供有效的参考。最终将自然科学研究的技术成果整合到社会研究的系统之内，使它们成为有机的整体。

在此背景下，“亲环境行为”在近２０年来逐渐成为社会心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的研究热点。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重视人类和环境之间的互动，并且借用“亲环境”一词来特指那些能够降低生态伤害、保护自然资源以及能够提升环境质量的行为。研究者还使用其他一些类似的称谓来描述此类行为，比如“环境责任行为”、“生态行为”以及“环境支持行为”。亲环境行为既涉及到个人生活领域（如家庭和社区）的节能、环保等行为，以及针对全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生态圈的生存与发展所持有的积极态度和行为倾向；同时也涉及到在公共生活领域中通过发起或参与环保类的社会组织来倡导或推进相关议题。从实际意义上来看，在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面向普通大众提倡与鼓励“亲环境行为”显得尤为重要。这种现实需求引发了关于亲环境行为的概念框架、测量工具、理论取向以及心理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本文将基于社会心理学视角来整合已有的研究，对上述内容进行梳理与总结。

一、亲环境行为的界定与概念结构

Ｓｔｅｒｎ将亲环境行为界定为“能够对提高物质或能源的实用性产生积极影响的行为”以及“能够积极地改变生态系统或生物圈的结构和动力的行为”。作为一种直接指向他人福祉、群体利益或组织利益的行为，亲环境行为是亲社会行为的特殊形式，也是亲社会行为概念表征体系向“亲群体”概念的延伸。这类行为具体表现为在公共领域直接参与环保行动（比如加入环境保护组织）、在公共领域非直接针对环境本身的行动（比如发起或参加与环境议题相关的请愿活动）、私人领域中的环境主义（比如节能、购买可循环利用的产品）以及工作场景中的亲环境行为（比如设计环保产品）。亲环境行为还具有积极或消极的溢出效应，积极的溢出效应是指某类亲环境行为会引发其他类型的亲环境行为，而消极的溢出效应则是指某种行为抑制了其他行为的出现。Ｈｅｒｔｈｅｒ等人的研究指出，亲环境行为的溢出效应受到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的影响。外部的物质激励会导致积极效应，但它也会损害内部动机的功能，当外部激励撤销以后，积极溢出效应随即消失；而内部动机则会通过提高个体的环境认同来促进积极溢出效应的稳定、持续增长。所谓环境认同指的是，当感知到最初发起的亲环境行为所产生的积极后果时，个体会将自己纳入到关心环境议题、对环境友好的那一类人群中去，这类群体具有明显的亲环境特性，个体因而会稳定而持续地认为自己是“亲环境”的，因而会在未来继续做出亲环境行为。

以往研究者将亲环境行为看做是一个“单维结构”，缺乏对行为背后心理结构的精细刻画。基于一百多项亲环境行为研究的元分析结果表明，以往研究都没有明确考虑行为的多样性和维度结构。鉴于此，Ｌａｒｓｏｎ等人提出了亲环境行为的多维结构假设，并采用开放式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得出了关于亲环境行为的四个主要维度：（ａ）日常的环保行为（例如家庭或社区废物回收、节电节水和购买节能产品），（ｂ）私人土地管理（本地的生态保护、参与社区生态保护和生态监督），（ｃ）社交性环保主义（基于社会联结的环保行动、加入当地环保组织、与他人共同商讨或实际参与解决社区环境问题），（ｄ）环保公民行动（投票支持当地的环保政策、签名参加有关环保议题的请愿活动、环保募捐）。上述四个维度在一个嵌套式的系统中划分了亲环境行为的类型，这些类型涵盖了家庭、社区、更大范畴的环保组织乃至整个公民社会，并由此将行为的指向由家庭利益拓展到社区利益、社会利益乃至全人类的利益。此外，对现代社会成员而言，工作场所是社区之外的另一种经常身处其中的公共活动空间。企业组织背景下的亲环境行为也是组织行为学、管理心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等诸多学科交叉视域下的研究重点。Ｐａｉｌｌé等针对亲环境的组织公民行为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借以理解人们在企业背景下发起亲环境行为的心理结构和行动逻辑。ＯＣＥＢ的第一个因素是环保人际互助行为，即通过员工之间的互助来提升企业组织的环境软实力，例如帮助同事提高环境保护的知识或技能；第二个因素是环保公民行动，即志愿参加组织内部的环保项目或行动；第三个因素是环保发起者行动，是指员工在组织内主动发起绿色行动，例如为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而向组织建言，或者合理处置可循环利用的物品。总之，从概念结构来看，亲环境行为是一个多维模型，上述研究也可以为编制和应用可靠而有效的亲环境行为测量奠定基础。

二、亲环境行为的测量

准确而可靠的测量工具是探索行为影响因素、构建理论模型的基础。近年来的研究日益重视行为测量模型的科学性与可重复性，并借用更为丰富多元的方法整合出更有效力的测评结构。纵观亲环境行为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对行为的测量是伴随着提升与局限而不断走向成熟的，我们可以从测评维度的变化窥见这个领域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针对行为测量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以下四方面的特点。

第一，测量结构的抽象水平和整合程度不断提升。在早期测量中，亲环境行为的结构性偏弱，维度划分较为简单；随后出现的测量囊括了不同的行为类别，以及对亲环境类型的初步整合，但缺乏数据降维。比如，Ｍａｌｏｎｅｙ等人设计的亲环境行为测量只有１０个题目，作答者判断每条表述与自身情况的符合程度。研究者基于主成分分析得到两个维度，分别是“消费行为”和“政治行为”。当然，这种在今天看来是“简单”的研究结果未必是不科学的，这也可能是因为早期的环境问题本身就不像当今这么严峻与紧迫。在这之后，随着环境危机日益严重，对亲环境行为的测量也随之日益复杂。研究者为了提高行为概念的理论抽象水平，使其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他们将原先零散而具体的行为条目整合到一个更大的概念框架之下。例如将行为意图的测量题目汇总为三个领域，一是普遍性领域，题目描述的行为尽可能多地覆盖了大多数人；二是多元化领域，题目反映了不同类型的行为；三是特异性领域，题目涉及到具体而微观的态度或行为表现。

第二，行为范畴涵盖了从个人到社会的跨度。

Ｓｔｅｒｎ等人在测量亲环境行为时考虑四种类型，即公共领域的非激进环保主义，公共领域的激进环保主义，私人领域的环保主义以及针对政府决策的环保倡议；Ｒｉｃｅ在后续的研究中基于主成分因素分析得到的三个因子（方差解释率为５２％）也与上述三种类型吻合。在这个模型中，公共领域的激进环保行动是指参加本地居民组成的环保委员会、针对环境议题与政府对话、组织与环境议题相关的沙龙或研讨会等；公共领域的非激进亲环境行为涉及到公共场所的环保行动、针对下一代的环境教育以及公共交往中的人际影响等；私人领域的亲环境行为涉及到个体对环保议题的关注与学习、个人日常消费和生活中的环保节能举措等。再比如上文提到的“亲环境行为四维结构”也是基于类似的思想，将亲环境行为的概念划定为由家庭到社区、再到更为宏大的社会与人类利益的范畴，因而亦可作为下一步编制测量工具的参考与依据。上述研究基于不同的领域而横跨了从微观到宏观的行为指标体系，使得亲环境行为的内涵更为丰富，也更符合实际。

第三，测量内容中考虑到了较为细致的行为类别。Ｋａｉｓｅｒ等人采用３０个题目来测量一般性生态行为。这些题目测量了六类行为，分别是垃圾处理（例如“收集旧报纸”），保护水和能源（“洗衣服时不启用预洗功能”），具有环保意识的消费行为（“我使用无磷洗衣粉”），垃圾减排（“我喜欢用纸质的而不是塑料的购物袋”），自愿参加保护自然的行动（“我是环保组织的成员”）以及绿色出行（“我一般不在市区开车”）。可见其测量指标试图涵盖诸多方面的生活细节。

第四，新近的研究者更加重视系统地理解行为，也就是将动机和认知过程与行为意图统合到一起，形成更为丰富的行为测量体系。Ｌｅｕｎｇ等人对亲环境行为的测量整合了以往研究中关于动机、信念和行为意图这三方面的测量。动机测量包括２４个表述，是有关个体发起环保行为的原因，其中涉及到内部动机、认同动机、反思性动机、外部动机以及内外整合性动机等；信念测量则用７个题目考察了个人的环境主义信念，例如“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环保主义者”，用６个题目考查了外部的环境主义信念，例如“排污测评给工业企业带来了不公平的负担（反向计分）”；行为意图的测量题目是经过筛选的１２种具体的环保行为，例如“使用节能电器”。

基于这四个趋势可以看到亲环境行为测量在理论依据、分析和分类框架、测量内容范畴等方面的发展。但亲环境行为测量在目前尚存在一些局限，比如基于测量结果向真实情境的推广效力较低。正如其他社会行为那样（比如亲社会行为、攻击行为等），亲环境行为的测量定义在被操作化的过程中，研究者一般将“行为意图”而不是行为本身作为直接的测量对象。一方面是因为行为意图可在一定程度上（但未必完全）预测真实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是因为对真实行为的研究难度更大且成本更高，即囿于研究手段，真实行为的数据很难在常规的“题目—反应”式纸笔测试模式下获取。这一局限导致测量结果在向真实行为外推的过程中遇到生态效度瓶颈。未来的研究应在范式和方法等方面寻求拓展，比如采用现场观察或准实验设计的方法，或引入质性研究范式用以挖掘更为系统和生态化的行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