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的反恐形势严峻。随着全国反恐斗争的不断深入，依法抓捕涉恐人员的数量也会有所增加。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除少数社会危害性大、造成后果极其严重的涉恐犯罪分子被判处死刑外，其余的涉恐人员都会在监狱服刑，多数还要回归社会。涉恐人员服刑期间和获释后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因为他们普遍存在着激进思想，把对他人（特别是无辜群众）的恐怖袭击当作一项“正义”的事业，自己在完成这项光荣的事业中责无旁贷，那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也不足惜，而且有着极强的“传染性”。

如果说在预防恐怖主义袭击中，警察、军队、情报部门采取的行动是一种“硬”的反恐策略的话，对送进监狱的涉恐罪犯应采取“软”的反恐矫正策略，让他们认识到自己反人类的错误思维方式，从激进的思维惯性中解脱出来，重新获得人生的价值感，做对社会有用的人。可以说“去激进化”是涉恐罪犯矫正的核心工作，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监狱部门的职责任重道远。

一、当前世界各国关押恐怖主义罪犯的普遍做法

作为恐怖袭击主要对象国，美国对关押的涉恐罪犯主要采取的措施是完全隔离，最典型的是美国关塔那摩基地，对恐怖主义嫌疑犯实施无限期关押。在美国国内的监狱也采取了对涉恐关押人员的隔离措施。美国设在在伊利诺斯州和印第安纳州联邦监狱专门成立了特殊沟通管理单位（Special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Units）对在押人员与外界的所有沟通进行全程管理和监控，防止激进思想对他人的传播。对涉恐在押人员的安全管理是最高级别，他们与家属的接触被严格控制。虽然囚犯们可以进行一般的互动，但是禁止他们集体祷告。

除了CMU 以外，州监狱还要重点管理极端主义囚犯，特别是这些囚犯触犯的罪名与恐怖主义无关。Merola 对关押有极端主义囚犯的州监狱负责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在31 个州监狱机构中，60.4%的受访者对有极端宗教信仰的囚犯进行专门管理，39.6%的受访者认为有迹象表明极端主义囚犯试图把自己组织起来，6.5%的受访者认为有非常明显的迹象表明极端主义囚犯试图把自己组织起来。多数管理者认为对这些囚犯需要进行紧密的监控，但是22.9%的管理员还是采取了类似联邦监狱的隔离措施，而且隔离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管理手段之一。

总的来说，当前美国的联邦监狱和州监狱对极端主义囚犯的管理主要采取了隔离和密切监控两项措施，“去激进化”并没有在美国国内的监狱实施，隔离和密切监控可能导致囚犯的激进化程度更为严重。

二、传统的关押方式可能会导致涉恐罪犯“激进”程度升级

从心理学角度看，涉恐人员从事恐怖活动的根源在于个人价值感的缺失，他们为获取组织对个人重要度的认可，不惜生命代价从事恐怖活动。被逮捕后，因为失去自由和个人行为语言受到严密监控，会增加其被羞辱感和个人价值缺失感，加上受到对自我未来的不确定性焦虑作用的影响，从原来的信仰中找到心灵的归属的需求更加强烈，在没有可替代的意识形态供其选择的时候，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为在押囚犯提供了精神支柱，使其“激进”程度升级。

Hogg(2000)认为，不确定性是一种令人烦恼的感受，人们总是希望找到个人价值和社会认同的确定感。涉恐囚犯原有的意识形态为其提供了清晰、稳定的非白即黑的世界观，并指导他们必须做什么以重获自我确定性和个人价值感。理论上说，涉恐囚犯在遇到困难时会更加死死地抱着原有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不放。囚犯可能会表现出两个方面的极端，有的在服刑中言行激进，极度对抗，不配合管理；有的则非常合作，希望早日减刑出狱，重返恐怖主义道路。

实证研究已证实不确定性因素在人的激进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因为被关押失去自由的自我不确定性使得涉恐人员更容易向激进方向发展。在监狱中，囚犯必须遵守新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严格的管理无疑使得囚犯产生困惑感和不确定感，这与囚犯接受刑罚之前通过实施“正义”的行为获得价值感和自我确定感是相矛盾的。

诚然，价值感的缺失是国家对任何一个服刑人员的惩罚手段，不应完全取消。而且对涉恐囚犯的隔离和监控确实起到了防止激进思想向外界传播的积极作用，这一反恐措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为从根源消除涉恐囚犯的恐怖主义犯罪动机，在其释放后仍保持长久的社会安全，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涉恐犯罪的激进化过程，寻找“去激进化”的逆过程就具有了更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