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怪圈
金瑜说,五花八门的心理测试招摇过市,而目前全国正规心理测量却并不景气,在北京、南京、杭州、长沙等一些昔日重镇,专业人员改行,经费缺乏,管理无序。她认为,这正是心理测量被滥用的恶果。
回望历史,心理测量在中国出现过一次类似的不景气:1928年前后心理测量十分火爆,但从1929年开始一蹶不振,需求突然减弱,许多人甚至转向厌弃心理测量,“原因不外是有些人赶时髦滥用测量,不考虑使用的范围和场合,甚至不切实际地夸大其作用,把测量弄得非驴非马,致使社会产生反感。有些测量使用者缺乏系统训练,不能按规范施测,对测量结果的解释也不慎重,降低了测量的效能,造成了人们的误解。”金瑜如此剖析。她说的好像不是历史,而是现实。
“正儿八经的心理测量好不容易恢复,硬让他们给搅和了”,张厚粲先生痛心疾首。她眼睁睁看着自己辛苦修订或编制的心理测量量表被灌成软件到处叫卖,未经培训的非专业人员可以轻易购得,大肆滥用,结果,心理测量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一泻千里,“他们赚钱,我们挨批”,张先生自嘲。
而在美国,心理测量量表作为特殊商品,必须凭资格证才能向测量公司购买,这张证书至少要心理学硕士以上才能考取。全世界的心理学家看到中国人自由叫卖心理测量量表,无不瞠目结舌。
问题的症结在于政府监管缺位。早在1980年代中期,学者就呼吁政府规范心理测量市场,然而此事至今依未排上议事日程。“这与心理学在中国的地位密切相关。”一位业内人士评价道。
学界权威张厚粲先生是晚清中兴名臣张之洞的孙女,1948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心理系。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各大学心理系几乎全被撤销,辅仁大学心理系被并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降格为教研室。张厚粲还记得,当时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燕大的心理系被并入哲学系,同样降格为教研室。
“那时候,心理学根本不能成为一门学科了,但是师范院校又必须教授心理学,所以就把教育心理学这一部分保留了下来,心理学只为教育服务,只为教师服务”。这就是目前全国的心理学重镇都在师范院校的根源。1958年,心理学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方向”,“文革”期间更被打成“伪科学”。
而心理测量又是心理学中受到摧残最重和停止活动最长的一个分支,教师或被下放劳动改造,或被学生批斗。1978年心理学恢复,张厚粲顺势呼吁恢复心理测量,没有被马上批准。心理测量测的就是“个体差异”,当时人们还不习惯“人的差异”,习惯的是“阶级的差异”。1979年心理测量开禁,当年春天张厚粲在武汉开班讲学,名为心理测验与统计培训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大院校,后来基本成为各地心理测量教育的“掌门人”。
命运多舛的心理测量,在不少人眼里,至今依然不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而是与求签算命一样,“不可全信,不可不信”,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奇技淫巧”。滥竽充数的心理测量甚嚣尘上,无疑强化了人们的这种歧视;而对于心理测量的轻视,又使得正规研究举步维艰。我们看到的,似乎正是这样一个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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