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贪婪的谋利动机——犯罪的直接起因

在人的心理结构中，动机是连接个体的需要与行为的枢纽，是指直接推动、引发行为的内心起因。所谓犯罪动机，是指直接推动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内心起因。“动机是犯罪人和犯罪行为之间的连接环节……动机不仅积聚了犯罪行为的内在特征，而且集中了犯罪人本身的内心特征。动机是‘个人意图’的内在成分，正是它反映出主体的社会属性行为倾向性，并客观地体现在行为之中。”犯罪动机是怎样形成的呢？概括地说，个体的畸形的内在需求，是犯罪动机形成的前提；外在诱因的存在，是犯罪动机产生的必备条件；个体的个性倾向，起着决定性作用。犯罪动机有多种类型，如贪利动机、报复动机、性欲动机、戏嘘动机、信仰动机等。谋取非法利益，是贪官与奸商共同的犯罪动机，也是他们勾结犯罪的直接原因。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的犯罪起因，就是最好例证。1992 年成克杰与李平勾搭成奸，1993 年底他们准备各自离婚后结婚，并商定“先赚钱，后结婚”，趁成克杰在位，先打下“物质基础”。从此，他们二人疯狂地上演了一幕幕权钱交易、聚敛钱财的“二人转”。李平在前台“寻租”、收钱，成克杰在后台利用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的职权，为不法商人“办事”，“名正言顺”地赚钱。1994 年初，成、李二人通过为奸商周坤批土地项目、压地价、解决贷款问题，轻而易举地捞到了“第一桶金”——2 000 万元的“好处费”，而周坤仅从压低地价中就获利3 000 多万元，双方“赢利”，坑害国家。成、李二人尝到这次甜头后，一发不可收，又先后从多个不法商人那里，收受了2 000 余万元的贿赂。一般说来，贪官与奸商的共同犯罪动机的形成过程是：首先，以贪官和奸商有共同的畸形需要为前提。否则，不会产生相同的动机。其次，贪官与奸商互为提供产生犯罪动机的外在条件。贪官用自身拥有的公权力，为奸商做事，从奸商处谋取私利；奸商则用牺牲小的个人利益，收买贪官，为自己办事，以牟取更大的个人私利。贪官与奸商在“谋取私利“上

聚焦，一拍即合，互相刺激犯罪动机产生与强化。但是，比较而言，贪官在犯罪动机形成过程中起的作用更大。因为，在二者相互刺激过程中，贪官手中的公权力的违法使用，是决定性环节。再次，贪官和奸商都是白领阶层，属于智商较高一类人，其犯罪动机形成过程较为曲折，尤其是初犯，更是如此。但是，在强烈的畸形需要驱使下，在贪官或奸商的极力诱惑下，如果被刺激者的人格结构中存在着犯罪的因子，则必然会产生犯罪动机。俗话说：“苍蝇叮不进无缝的鸡蛋”，犯罪动机的形成，也情同此理。最后，贪官与奸商一旦形成共同的谋取私利的犯罪动机，他们就会狼狈为奸，着手实施贿赂犯罪行为。

（三）缺失的自我调控能力——犯罪的重要因素

贪官与奸商的畸形需要、谋利动机的形成，同他们自我调控能力的缺失密切相关。“在不良刺激与情境的诱惑下，具有犯罪意向的个体，在做出反应之前，都需要经过个体的意识活动，然后才能进入行为的决定阶段。就是说，在刺激、情境与犯罪行为之间，自我调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自我调控能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个体的认知判断力和情绪控制力。当个体的自我认知、社会认知能力和情绪控制力缺失时，就会产生畸形的需求、违法犯罪的动机目的，进而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贪官与奸商自我调控能力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迷失的自我意识。贪官与奸商都是自以为是、胆大妄为的个人主义者，很容易引发犯罪动机，实施犯罪行为。如原安徽省阜阳市委书记、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就是个政治野心膨胀、思想道德败坏、聚敛钱财、作风专横跋扈的“全方位腐败”的典型。他狂妄自大，自认为是“泽中蛟龙”，“终入大海作波涛”，他以“当代的曹操”自居，狂称按照阜阳人口（1 300 万人）比例，他就是世界上“第58 位总统”。像这样一个野心勃勃，自命不凡的人，一旦大权到手，什么样的贪赃枉法事情都干得出来。2001 年11 月，当他感到他的问题即将败露时，为了把事情“摆平”，就向他的“老板哥们”要了200 万元，作为到北京活动的经费。因为此事暴露，王怀忠腐败问题的盖子被揭开。第二，扭曲的社会观念。贪官和奸商的人生观都是扭曲的，其心理和行为是以谋取个人私利为核心，“一切向钱看”，蔑视社会公德和国家法律。被人称为“王三吹”的王怀忠，为了创造个人“政绩”，捞取向上爬的政治资本，他浮夸成瘾，公然鼓吹：“数字报大点无关紧要，又不交税，数字能鼓舞干劲”。他在阜阳搞的飞机场、电厂、黄牛产业化等“政绩工程”，无一不以劳民伤财而告终，至少透支了阜阳的10 年财力。但是，他却说：“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能上，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而是要让领导看到政绩”。可见，在王怀忠这类腐败分子的心灵中，根本就没有人民利益之观念，而完全被个人名利所填满。第三，“双赢”的情感刺激。贪官与奸商一旦“交易”成功，双方的畸形欲望都得到了满足，都成为“赢家”。这种获得满足的愉悦感，又进一步强化了双方的犯罪动机和犯罪意志，使他们更加自以为是、胆大妄为，不断地进行权与钱的肮脏交易。无论是成克杰、胡长清案件，还是王怀忠、郑筱萸案件，都是官商“双赢”的利益共同体。例如，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就是一个官商合流的受益者、推动者。他1994 年登上药监局局长宝座后，对大学同学说：“人家说到了北京才知道官小，我却知道钱少”，产生了对钱财的失衡心理。这让那些利欲熏心、奸滑乖巧的商人抓住了“商机”。当药商汤小东了解到郑筱萸喜欢书画后，为了拉上与郑的关系，他经过半年请人恶补书画知识后，演出了一幕名为请郑“鉴赏”书画，实为送画的把戏。这幅画使汤小东成为郑筱萸的“忘年之交”。之后，汤小东的药业公司在几年时间内就获得277 个批文，其销售额从300 万元猛增到16 亿元；而汤小东则以“润笔费”、“好处费”等各种名义给郑及其家人送钱、送物，还斥巨资为郑家在杭州买了别墅，帮助郑的妻子、儿子成立公司，大肆敛财。汤小东为了让郑“全方位享受生活”，还特意安排女人同郑“幽会”。就是在这种“双赢”情感刺激下，郑筱萸先后同8 家制药企业“联手”，上演了一幕幕伤天害理的恶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