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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语言、认知和文化中
坚持生态学观点的一贯性
对于1972 年在美国三一学院攻读“进化认识论”领域学士学位的里德来说,能在生态心理学研究中融汇大量的进化认识论思想不足为奇。不过,从他生态心理学领域的专著看,他在选择论基础之上,扩展了语言、文化、社会互动等理论,这不仅被其他生态心理学家所忽视,而且还大大地丰富了进化认识论理论。
进化认识论认为,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是一种认知关系、一种知识关系。这种知识本身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佛罗里达大学生物学家鲁斯(Michael Ruse)展望了进化认识论研究动向,指出要严格对待达尔文论,要探索诸如语言、文化、科学、人类创造力或生命的所有现象。
(一)语言的生态学观点:生态信息和环境状态
里德生态心理学除了从神经系统、感官和运动系统的角度探讨进化与生物行为调节的关系外,他还虑及语言的进化以及其他可选择的信息形式,坚持吉布森生态学立场。布雷迪(Michael Bradie)根据研究进路的不同,将进化认识论区分为两大纲领:认知机制进化纲领(EEM)和理论进化纲领(EET)。其中EEM 纲领研究汇入了多学科领域,如语言学、认知科学等,利用进化生物学的方法来研究大脑、感官器官、神经系统、运动系统等发展。里德的研究进路属于EEM 纲领。
1.思考语言发展阶段与环境状态的关系
吉布森表明,生物及其栖息地之间的特殊关系为生物个体的发展提供了支持。此外,特殊的环境属性在改善特殊生物的生活习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与周边环境互动时,生物的行为调节会受环境变化的影响。不过,吉布森并没有具体探索语言发展与环境状态的关系。
语言学家佛多(Fodor J)提出了“思维语言”假设,即如果将语言视为一种认知,那么有关话语、文字以及陈述则是一种心灵表征,而思维表征的核心在于捕捉不同人之间观点、知识和信仰的差异。在里德看来,佛多的观点有些过时,不能仅从构建心灵结构的现实工具来理解语言,而是要从生态学角度来解读语言。
第二,里德阐述了语言发展的两大阶段。他指出,幼儿并非学习语言,而是发展一种认知,社会以及沟通的技能。幼儿的社会环境很大程度取决于家庭和更广的人际关系网。“暗示语言(Indicational language)阶段”是相对家庭环境来说的。幼儿可以对感兴趣的话题进行选择和暗示。当孩子想要扩大语言适应范畴时,他们就会重构沟通结构,使之顺利完成沟通过程,从而学会观察语音、语调、语法等。语言暗示可激发幼儿的沟通行为。随着幼儿对环境的熟悉度增加,语言重组带来了选择压力,使幼儿学会评论主题,使之进入到“ 预测语言(Predicationallanguage)”阶段,通过特殊的认知以及沟通模式参与到周围的语言共同体中来。
2. 语言发展与吉布森生态信息理论的融合
吉布森将信息视为生态学的,是环境(非有机体)的特殊模式。信息是环境的物理特征,且生物需要获取该信息满足生命需求,所以吉布森认为,生态信息是相对于环境中的生物来说的,换言之,信息诱发生物与环境互动,调节行为,认识自身的角色。生态信息是明确其他环境资源的特殊的资源。
在里德看来,语言源于生态信息,而非主观思想。换言之,动物在局部环境中获取信息,令其他动物察觉到信息,而人类语言结构完全不同于动物的信号系统,并非仅视为思想传达的手段,还是其他对象获取信息的手段,进而调节个体或群体行为。人类的语言具有强大的调节机制,能够令人类意识到即将发生或优先发生的环境状态,使人类通过选择、修正和改变环境信息来满足自身需求。
(二)认知的生态学观点:可供性在认知过程中的角色
1. 认知作为可供性的集体占有
吉布森指出,“当其他动物为观测者提供可供性时,这不仅指涉行为上的,还包括社会交往上的。当一个动物移动了,引起其他动物的移动……” 可见,吉布森思想有了社会认知领域上的可供性意蕴。
在吉布森思想基础之上,里德提出了认知是可供性集体占有的思想。他认为,认知不是一种抽象和个体化的心理过程,而是一种具体和集体化的过程,其中个体参与的程度不同。大多数人类的认知并非学习解决抽象的问题,而是学会思考完成某个特定任务时所要进行的适宜参与。他强调,思维是一种对活动和经验进行评估的能力,不受心灵的内在控制。思维可能是个体化的。不过,在我们的社会中,需要将思维整合到人居环境的活动当中。因此,里德的认知生态观的最大贡献在于,他认为认知是一种人类活动,往往是集体化的,包括合作与冲突,从而突破了强调认知是个体内在过程的认知科学主流思想。
2. 预见意识与认知导向系统
在吉布森看来,生态信息是相对于环境中的生物而言,既然环境可供性是固定的,那么通过生态信息觉察可供性的能力则有赖于意识和行为,从而使动物实现价值和意义。里德认为,这种意义并非仅仅工具和效用意义上的,还是鲜活的、富有情感经验的。
里德从思维角度扩展了吉布森生态信息理论,认为生态信息成为人类思维的对象,受到生态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在探索复杂生态信息的过程中人类得到了进化,包括从他人的声音、姿态、绘画等方式选择和获取特定信息。这种选择信息的能力建立在思维基础之上。思维进化的方式是多样的、复杂的以及社会化的。人类通过集体努力实现了价值及获取意义,在此过程中,人类要适应、选择和纠正生态信息,使自身得到进化。
里德对吉布森“ 可供性”认知维度上的延伸还体现在:首先,通过“促成行动论(field of promoted action)”阐发“可供性”和行为导向的关系。他认为,人类认知发展有赖于人对价值和意义的探索过程。幼儿经过几次跌倒之后,通过看护者的矫正,减少跌倒的机会,学会走路。里德指出,幼儿通过行为学习,意识到可供性对行为的导向作用。获取特殊可供性对个人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只是人类往往借助经验获取和习得环境信息。对人类认知发展的解释需要从意义填补的导向功能去把握,幼儿的看护者不断发送信号让幼儿借助认知导向系统去填补意义空白。
其次,通过提出“预见意识(Prospective Awareness)”概念解释“可供性”源于一种互动关系。在他看来,认知是一种生命过程,从生态学角度看不仅涉及到与环境互动时的知识,还涉及到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的认知。预见意识会诱发动物对偶发事件的评估,如动物根据年龄或身体状况判断出捕猎者逃跑的可能,只是里德特别强调预见意识不同于纯粹的联想,因为这与动物在获得信息时的自动调节行为有关。所以,里德非常重视动物与环境互动时的行为调节模式,其中包括对信息的察觉和利用。
(三)诠释文化与表征系统的生态学观点
1. 生态信息与社会文化互动融合
里德还上升到文化的高度思考生态心理学的价值,延伸了吉布森生态学知觉论。莱维(Jean Lave)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实践,特别在人类学范畴,文化理论研究转向遵循以活动为基础的范式。但里德认为,生态心理学比文化心理学更进一步。信息的生态学理论解释了文化与思维内容的内化。在既定文化中,多数个体通过交互作用选择生态信息,使文化研究方法融入到心理学领域中。人在不同文化环境中会有不同的思维和体验,所以在问题理解上存在差异。在人类知识习得的过程中,文化实践尤为重要,如对文字和手势的解读。所以,跨文化的人类交流的前提在于语言模式的固化以及适应人际互动的模式。
2. 思考环境信息与文化表征系统的关系
不同的文化使得文化表征方式多样,如跳舞造就了舞蹈家。对表征系统的控制推动了对人类意识和行为的控制。里德指出,文化表征系统有助于个体寻找环境信息,如结绳记事的信息交流系统。那么,文化表征系统如何影响到人的意识和行为?里德的看法是:每一种文化均有特殊的表征系统及相关的互动模式。换言之,人类学家与认知科学家同样关注表征系统,因为在同一个文化中有着共同的表征系统,赋予人不同的特征。人类借助于文化表征,调节集体思维,进一步审视自身及世界。所以,里德呼吁生态心理学应更多地关注思维的整体性和多样性,通过思想的公开化,尽力规避谬误,推动人类认知的进化。这也是里德对吉布森生态心理学的贡献所在。
四、结语
(一)研究贡献
吉布森视知觉论的重大贡献恰恰在于他接受了生态学进路。他修正了1950 年《视觉世界知觉(The Percep⁃tion of Visual World)》中的许多观点,如并不认同早期的知觉与刺激对应关系;他接受了光学列阵理论和环境信息理论,拒绝刺激—反应模式,认为能够发现意义(可供性)等思想。所以他的进路主要围绕视觉新理论、生命环境和物理环境、恒定和变化(基于环境、动物及两者互动)、动物的个体和群体环境、透视结构(基于透视几何)和恒定结构(透视结构变化,但是光学图像不变)、可视性和不可视性以及可供性理论等多维度展开。
虽然里德是吉布森的重要追随者,但是他另辟蹊径,为生态心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首先,突破吉布森借助环境光以及光学列阵等概念解释生物视觉及行为问题。他尝试站在吉布森角度思考视知觉,认同视觉不仅涉及生物的可视性,还涉及环境整体中的部分以及观察事物的可供性(无论其是否有益于生物本身)。对于可供性的认识成为对现实认知的基础,而非仅仅认识到个人的现象世界。他反思了这种原理是否类似于声学列阵理论。第二,首先,从方法论上,吉布森倡导视知觉和生态学方法的融合,而里德在此基础上,倡导生态心理学和进化心理学的理论整合,他依照进化论和生态生物学原则考察生物与环境互动的行为调节机理,从生态进化学角度研究生物的心理机制,认为人类的行为和意识在特定的生态位中进行演化。其次,从理论创新上,里德不仅建构了“行动系统”理论,还扩展了神经达尔文主义以及吉布森“可供性”概念。特别是,他从自然选择角度把握可供性与动物行为之间关系,细化了吉布森从人与自然关系演变视角解读可供性。再次,里德从语言、认知和文化中坚持吉布森生态学思想,并借助人本心理学的思想,考察了语言和文化表征生态学理论,丰富了吉布森思想。因此,可以说,里德不仅继承和突破了吉布森理论,还为进化认识论及其边缘学科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进路,其思想成为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源流。
(二)研究局限
从生态心理学领域看,在解释知觉内容上有两种理论:知觉直接理论和推论式理论。从知觉的推论式理论看,意义源自于动物的内在;意义建立在动物与其依附的物理环境的交互作用基础之上。从知觉的直接理论看,意义存在于环境中;知觉不依赖于以意义为基础的推论。如果说环境包含意义,那么环境不能仅为物理性的,所以知觉直接论本身需要新的本体论,不同于物理主义和还原论中所强调的单一的物质世界,所以吉布森接受的是直接知觉论并建构了可供性的本体论。在他看来,可供性是环境属性,对动物的行为产生影响。实际上,可供性不能仅仅是环境的属性,所以里德认为,可供性是环境中的资源,而这种资源的存在要先于动物对其的知觉和利用。环境中的资源是动物选择压力的来源,从而使动物能够发展知觉系统,从而感知这些资源。然而这种解释的缺陷在于:可供性的解释不能单从选择论出发,因为仅将可供性视为一种选择压力,就忽视了动物和环境之间的互补互惠关系以及动物自身的能力和功能特征。特别是功能作为动物的属性,有益于动物很好地利用可供性,也就是说,功能性和可供性不能分离开来。当然,对于可供性的理解更应放到整个情境中考虑,应从动物——环境的系统角度将可供性视为一种关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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