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文学内容的这一改变相适应，文学的功能在大众传播语境中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首先对当时“广为接受的一般观点”——即认为“大众文学的主要功能是为遭到挫折、希望逃避的人们提供宣泄的渠道”——提出了质疑，“我们怎么知道这一点在过去是真实的，或者时至今日它依然是真实的呢？”在洛文塔尔看来，对于文学功能的研究，其基本要求是探明在既定社会体制内或最好在特定历史时刻内，人们希望从文学中获得哪种满足，而这需要对读者的阅读行为和反应进行深入地研究。“今天小说的功能与其说是提供逃避途径，还不如说是提供信息：在令人困惑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中，文学已经成为一种廉价而容易获得的心理定位工具。”他注意到，“与较为早期的文学产品相比，当代小说中行动的密度更大、速度更快，而沉思和描述的成分则在加速衰退。”他把当时的和上一代人的通俗历史小说做了一番比较，发现“老一代人的作品试图表现一个时代的全景式图像，读者可以安然地坐在历史主人公身边，看着这幅全景图围绕着这个主人公渐次展开。然而今天，这幅全景图已被分割成许多人物、情境和行动的画面，这就使读者无法享受不为人知地坐在一个被选定的主人公身旁的乐趣，而这个主人公过去一直是衡量作家驾驭文学材料的能力的尺度和标准”。他由此得出结论：“文学消费的那种经典情境——不可复制的艺术作品，孤独而又独特的主人公，沉浸于其中、分享主人公孤独的选择和命运的读者——已经被秩序井然的集体经验所取代，这种经验正朝着适应和获得满足的自我控制的方向发展。”洛文塔尔不仅详细地分析了中产阶级阅读大众的出现所导致的文学内容和文学形式的变迁，而且开创性地论述了女性读者的大量增加对文学媒介的影响问题。他在梳理阅读大众构成成分的变化与文学媒介变迁史的关系时发现，到18世纪中期，女性读者的大量增加及其在阅读大众中所占比重的迅速上升，极大地影响甚至是塑造了文学媒介的面貌和性质。作为“这一时代最新的、最有特点的传播媒介”，现代杂志的形成深受女性读者的影响。在18世纪，妇女杂志、以女性为主要目标读者群的戏剧性月刊、爱情故事杂志等所有受到女性读者欢迎的杂志都办得很兴旺。通过对杂志办刊经费来源的调查和对杂志所刊登文章的内容分析，洛文塔尔发现了两个重大变化：1“. 由政党和宗教团体支持的出版物明显衰落”；“由付钱的读者和广告商支持的杂志显著增加”。这其中，女性读者的贡献超出了常人的想象。杂志对女性读者的重视，不仅是因为由于女性读者的大量增加，导致广告商日益瞄准女性读者的需求和喜好投放广告，也是因为杂志越来越相信女性读者的直觉和判断力，“例如《闲谈者》杂志这样描述一位年轻女士，‘她所拥有的自然感觉，使她能做出比一千个评论家还要好的判断’”。因此，尽管“到1780年以后，书籍的生产成本一再高涨”，但是，“信誉卓著的出版商致力于出版更加精致和昂贵的书籍，部分原因是因为女性读者更倾向于考究的书籍装帧”。而“三卷式的小说版式”之所以能够“非常流行”，也是因为女性读者“可以在美发的同时方便地阅读其中的一节”。女性读者不仅对文学媒介的形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且透过文学媒介进一步影响到了文学本身。最初为了满足女性读者口味而产生的感伤文学在18世纪的流行，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在洛文塔尔看来，“这一时期的小说之所以会盛行一种感伤基调，部分地要归因于下述事实，即为大量女性读者写作的女性小说家大批涌入到作家队伍之中。”在斯摩莱特及其同时代的大部分作家眼中，有关“心灵、优雅精致和人心的知识”全部属于女性作家的领域。女性作家的激增不但改变了文学家队伍的构成成分和文学生态，而且直接从文学内部重构了文学内容及其表现形式。“在感伤小说和言情小说中，情感比行为更重要，并且思想或行为中的理性也被归于粗野麻木的灵魂中。”不过，也正是由于作家们无节制地“对情感细致冗长的描写”，才“第一次激起了人们对于空想主义之危害的讨论”。“小说世界中的这种浪漫图景都是陷阱和错觉：他们使年轻人对那些根本不存在的美好和幸福充满渴望，而对于自己已经拥有的却毫不珍惜。”在洛文塔尔看来，“虚构作品的过度放纵导致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妨碍读者进行有效的努力；二是使读者的脑中塞满了在现实生活中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的浪漫梦幻。”文人对女性读者的期待与书商对女性阅读市场的开发，对读者尤其是青春期少女的成长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尚无定论，不过作为文学“传播力场”中的一种新生力量，女性读者的兴起深刻的影响了文学媒介以及文学本身的发展变迁则是不争的事实。

三

尽管洛文塔尔“开辟了接受史和接受美学这一全新的研究领域”，但他并没有像后继的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那样执其一端而不及其余，过度强调读者的作用，以至于成为“片面的真理”。他的研究是较为辩证的，在研究阅读大众的接受时，他不但没有忽视作家作品的重要性，反而“把对刺激的本质的研究和对刺激的反应的研究”都放到“传播力场”中一起进行分析。霍克海默根据洛文塔尔的研究成果在法兰克福学派大众传播研究的代表作《欺骗的先知》中，总结的这一研究方法其实最早产生于洛文塔尔对文学接受问题的研究上。对于洛文塔尔而言，如果要掌握文学的真正意义，仅仅研究接受本身是不够的，必须把对包括作家在内的传播主体、作品本质的研究和读者的阅读反应以及三者所生存于其中的社会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文学活动的主体并非像康德所相信的那样是抽象的、先验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艺术主体在一定意义上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而作品也像艺术家的生活一样，“既非心灵的反映也非柏拉图式的理念的具体化，它不是纯粹的存在而是主体与客体的‘力场’”；至于艺术接受，“如果艺术创造力受到社会因素的限制，那么对艺术的欣赏也是如此”。洛文塔尔一再指出，个体趣味的自由观念，在大众传播社会中随着自律主体的逐渐销蚀而全部瓦解，这一转变的含义对理解文学接受活动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战前德国对陀斯陀耶夫斯基的接受问题是洛文塔尔前期研究的重心，那么文学标准和趣味的历史变迁及其对文本的共同建构问题则一直是洛文塔尔文学研究从未偏离过的焦点。在一篇纪念洛文塔尔的文章中，利奥·博加特指出：“洛文塔尔最主要的兴趣在于文学的社会根基问题，例如，休闲时间的增长和具有读写能力人口的增加创造了大量受众，从而导致作家与其阅读公众之间的关系日益改变，从中就可以揭示文学的社会根基。”洛文塔尔最主要的兴趣是不是文学的社会根基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不过利奥·博加特对其研究思路的分析确实是深中肯綮，洛文塔尔正是从阅读大众的接受行为入手来研究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关系的历史变迁的，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他发现，文学标准和趣味问题成为了传播者、社会和接受者三方博弈的“力场”，并且揭示了作家已不再是作品的独创者，事实上，传播者、社会和接受者三方共同参与了文本的建构。洛文塔尔通过对历史上关于“文学标准和趣味问题”的争论脉络的梳理，发现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早在中产阶级的萌芽时期就出现了。“在理论上，这个问题可能植根于蒙田和帕斯卡尔，而关于趣味和审美标准的问题是随着18世纪英国人理查德·斯梯尔与约瑟夫·艾迪生创办的杂志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伴随着文学的大众媒介和现代受众的日益增加，“标准问题在关于通俗文化的现代争论中占据了中心位置，而且它必然与公众趣味对大众产品特点的影响问题有关。”洛文塔尔通过考察19世纪英国非常流行的四本杂志（《爱丁堡评论》《每季评论》《辉格党杂志》《布莱克伍德杂志》）和一些主要作家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发现，这一系列的争论表明任何确立文学标准的尝试都离不开公众的阅读经验。比如威廉·哈兹利特对“具有购买力的顾客的趣味”在19世纪日益成为规定文学标准的一个重要因素的现象十分忧虑，他宣称：“对于天才而言，公众趣味就像挂在他们脖子上的枷锁。”在他看来，通俗文化实际上就是高雅文化在消费者的购买趣味支配下衰败的后果。威廉·华兹华斯则认为通俗艺术是更深层的社会状况的一种表达。在分析通俗文学的接受现象时，他使用了今人很熟悉的心理结构：现代人对于“粗俗和暴力刺激”的需要使“思想的辨别力变得迟钝”，然而真正艺术的功能就在于激发这种力量。不过“关于保持或者建立艺术标准的问题”，当时也有极其不同的观点。比如沃尔特·司各特就坦率地承认：“公众的喜爱是对我唯一的奖赏”，并坚称如果“社会标准盛行的话，那么受到社会标准引导的受众就是合法的批评家”。在司各特的这一信条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判断，即阅读大众的迅猛增加及其在文学市场中地位的提升，正在改变作家和读者在文学“传播力场”中的力量对比，关于文学标准问题的话语权正在从作家手中转移到读者手中。“文学标准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由作家决定的领域”，但是由于阅读能力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以至于每个人好像都能够成为文学标准的仲裁者。可是这些新兴受众没有受过扎实的古典教育，加之他们所关注的是情感的表达，而非理性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和生活，文学和信仰，审美体验和情感体验之间的界限就被弄得模糊不清，难以分辨”，“更糟糕的是，受众的观点是如此繁多，以至于艺术家与他们的趣味几乎无法调和”。因此，包括作家在内的传播者不得不做出让步，他们迫切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艺术家和受众都能够接受的根本标准，但是事实上这一探索收效甚微，只是在总体上或多或少达成了一致意见：无论是德国民谣还是希腊雕塑，只要经得起空间和时间检验的文学和艺术成就，就是“好”的，而这类成就经得起考验的事实恰好表明了判断的普遍标准确实是存在的。“然而这些主张对于解决艺术家的完整性和付款买单的公众倾向性之间的冲突几乎毫无帮助。”由于对普遍标准的讨论是如此的苍白无力，批评界的注意力越来越转移到受众经验方面，诸如洞察力、个体差异、民族差异和“比较的”或者“历史的”视野之类的心理上和描述性的概念，在批评家的作品中变得越来越惹人注目，这说明他们越来越重视作品的乐趣、娱乐、消遣等功能，好像对于阅读公众满意度的调查会推导出关于普遍标准之本质的新知识。他指出：“这种重点的转换在某种程度上来源于作家对受众的依赖。”一旦文学行业完全依靠广大公众的兴趣、善意和购买习惯而生存，它就开始高度重视公众体验文学产品的方式，及其在文学标准形成过程中所起作用的问题。”从此以后，无论何种研究方法，几乎都会探讨读者体验，或者说不同类型的读者体验的问题。洛文塔尔对“文学标准和趣味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了他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通俗传记时所开创的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在洛文塔尔将研究的重心转向读者之时，他依然对社会历史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因为“刺激与反应之间的关系是由刺激以及反应的历史命运与社会命运所预先形成和预先建构的”。鉴于这一原因，对于一位作家的作品的接受情况的分折，便必定涉及到对社会的‘生命过程’的理解。一方面文学可以满足特定社会集团的心理需要，另一方面它却危及社会秩序。”因此，对于洛文塔尔来说，文学的接受研究不仅是一个基本的文学问题，而且要诉诸于社会分析。“文学学的这一阶段已经表明，历史上的接受学研究如果不想生产文学的空洞形式的话，那它就得依附于进行接受学分析的社会学基础。”接受学研究专家冈特·格里姆对洛文塔尔及其后继者的接受理论的分析提醒我们，在运用接受理论对读者的接受行为和阅读反应进行分析时，切不可忽视接受理论的社会理论根基和历史文化维度。就此而言，洛文塔尔的接受研究与他的大部分后继者相比要显得更为辩证，也更加客观。随着人类社会从印刷传播时代进入到电子传播时代，广大受众对艺术的接受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洛文塔尔的接受研究是否依然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阿多诺和马丁·杰伊等专家看来，洛文塔尔的研究不仅没有“因为外部原因或者说主题原因而变得过时”，并且“在方法论方面还有着重要意义”，这不仅是因为其“强调的重点在于社会理论而非短命的材料”，更是因为它引领我们重新着眼于传播者—本文—接受者的互动关系，而这有助于解决当下文学研究中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