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道德进化论

平克以神经生物学为基础，来分析人的道德本能。平克认为，借助于当前先进的科学仪器，可以分析个体层面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能够充分揭开人的是非观念和道德本能的神秘面纱，体现人类自身进化的历史。平克认同乔姆斯基的普世语法，认为语言模块具有先天性，具有专属的神经基础。以此类推，人们生来也具备普世道德语法，道德感是人类本性中天赋的一部分。道德的初始化在人们幼年时期就开始呈现，学龄前的儿童就开始懂得社会习俗和道德规范之间的异同。平克用道德化的概念来解释人类道德感的产生。道德化（moralization）是一种心理状态，就像一个开关。当这种道德开关被打开时，人们将产生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式。平克对人的是非善恶的道德感做了生动地描述：当人心中的道德开关被打开时的感觉——正义之光在闪耀、愤怒的火焰在燃烧，有种积极力量在感召。平克把暴力的减少视为“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一件事”，消除暴力带来的痛苦是具有绝对必要的事情，是进步道德对人类高贵、正面的期许和要求。平克指出，从近代西方17 世纪理性时代开始，到18 世纪末的启蒙运动，知识、生产力和理性的提高，人们重建社会的机会也组建增多。社会文明与科技快速发展，革命与改革促进了制度创新，人口的频繁流动，世界范围的急剧扩大，生活品质的提升，生活内容的极大丰富，使得人们的思想更加大胆，更具创新性，更具突破性。在这些“乐观”情绪氛围下，人类社会在道德上也呈现出进步趋势。这主要表现暴力现象的大幅度减少。人类在西方和世界大部分地方，奴隶制度已经废除，死刑和肉刑已经得到禁绝，政府对人民使用暴力的权利已经受到严格限制，人们对于残暴的饥渴已经消失。这种暴力的减少，与监理王国、生产财富、构筑庙堂、创建文化一样伟大壮观，是人类道德的巨大进步。我们不禁要为平克将暴力排斥与痛苦关注视为和平价值取向喝彩。18 世纪的人们已经将排斥暴力和关注痛苦视为两项根本价值取向，意识到宗教性的禁欲生活、超越式的心灵境界追求只是彼岸的道德目标，武士、智者、共和主义的公民等精英式的道德追求对于平民大众来说难度太大。一般平民俗众的平凡人生、日常福祉才是最迫切的道德关怀。减少无力发声的弱者、受苦者的所承受的身心痛苦的道德重要性丝毫不逊色于蒙神赐福或者成圣追贤。这种对于一般民众的平凡际遇、现实福祉的关注逐渐成为迫切的道德关怀，这种新现象表明了减少暴力、减少痛苦是客观历史趋势，也表明了人们对于减少暴力、减少痛苦的价值认同，认为减少暴力、减少痛苦是对的，是好的，是重要的。如此以来，减少暴力和痛苦在人们的道德意识中逐渐取得了愈来愈核心的地位，彰显了人们对减少暴力和痛苦的积极向往和渴望。这也使得排斥暴力与关注痛苦成为人类道德意识中的两大核心价值。

我们要说，18 世纪人们对于降低暴力、减少痛苦的渴求，在本质上是把道德拉回现实生活世界的过程，标志着人类道德价值观颠覆性的转变，这也衍生了近代以来人类道德意识范围的扩张，人类开始逐渐关注此前包括动物在内的被排斥、被忽视的各种族群与个体，并将焦点聚焦于如何对抗暴力、防止无辜生命遭受痛苦与伤害。这种谋求他者与自己共同之处的和平向往逐渐扩大了道德关怀的范围，对他者的态度发生改变，由排斥异己到逐渐产生同情感，产生平等意识，是“道德的平等化”体现。

但是，我们需要辩证评价平克的道德进化论。首先，他的道德进化论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他把人类的道德感完全归结为一种心理状态，忽略了外部环境的影响和作用。人的任何心理状态都离不开外部环境，道德感这种特殊的心理状态，亦是如此。尽管他指出了道德动机的不同引发了见解的重重差异，却没有指出这种影响产生这些动机的真正原因。平克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明关于道德认知、判断、选择的生物个体性，其理论前提是每个人的道德意识、道德判断和道德规范和原则都是提前安排好的，不和任何社会经济发生联系，这显然是错误的。他单从人的自身生理角度来找道德感产生的原因，忽略了人际关系、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和矛盾。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了人与人之间、个人同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和矛盾，如何看待关系、如何解决矛盾的态度和行为，形成了对这些行为的善恶判断。人们在处理涉及自身利益关系的过程中，科学地协调与公正的分配是道德感触发的关键所在。因此，平克抛开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单纯从每个生物个体出发来谈道德感的形成，显然是不科学的。

平克的道德进化论也具有先进之处。他把确凿的暴力减少历史趋势与道德进化联系在一起，将暴力减少作为人类和平发展的重要评价指标，是对道德虚无主义的批判。平克的道德进化论思想推动着人们在推进世界和平进步的过程中，探寻社会制度建设对和平发展的外在推力作用。平克的道德进步意识强调平等原则，以关注减少普通民众暴力和痛苦为主要内容，不断扩大道德关怀的范围，为人类和平进步探寻方向，具有积极的进步作用。

三、和平心理实现模式：和平营造论

平克对人类的和平未来持有乐观态度。他认为，通过研究暴力减少原因，人类就能努力实现和平。平克认为，数千年来，暴力的使用一直在减低，今天我们也许生活在有史以来最为和平的时期。在合适的条件下，大脑能指导人类营造和平的生活气氛。平克以计量史学为中心，以数据作为研究基础，用统计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通过研究样本、分部、时间序列、多重回归、区分相关与因果，证明了人类暴力活动的减少。他认为，即便把自杀率、战争伤亡、甚至是受虐儿童的比率考虑在内，无论采取哪种统计方法，其结构都是一样的：人类暴力现象大大减少。

平克用六种趋势勾勒了暴力减少的主要形式。一是从狩猎、采集的无政府状态到农业文明的变迁过程中暴力减少趋势。二是个人之间暴力相向情况的减少趋势。三是启蒙运动开启的人道主义革命导致的暴力减少趋势。四是人类历史上战争、内战以及种族屠杀逐渐减少的趋势。五是“二战”结束以来国家之间战争的停息导致暴力减少的趋势。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战争实现的和平；六是二战后各种权利革命的兴起。二战后，女权、儿童权利、同性恋权利等多种权利大有改进，甚至动物权利也在改进，狩猎活动不再流行，素食主义人口正在增加，动物保护方面的立法也愈来愈普遍。平克认为，有五种历史性力量促进了暴力的减少。一是国家对于和平力量的运用；二是商业的和平力量；三是世界主义的和平力量；四是科学技术的和平力量；五是民主制度、贸易以及国际组织的发展。

四、对平克和平进化论心理学思想的评价

平克的和平进化论观点并不诉诸于人心向善、或者人性向恶、人性改良、道德感等内在因素，而是寻找外在于人心、外在于人性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等外在环境推理。这种基本取向更符合今天史学方法论的要求，也更接近“着重制度、少谈人性”的现代想法。平克暴力减少事件的研究对人类和平营造具有深远意义。我们不但要思考人类为何会发生战争，还有思考为何会产生和平、怎样才能取得和平。要思考在和平问题上，那些地方做错了，也要思考在哪些地方做对了，应该怎样做才能营造更和平的社会氛围。平克的和平营造论大胆新奇，但也有些学者对他的和平观点持有否定态度。比如伊丽莎白·科尔伯特（Elizabeth Kolbert）批评平克的观点不仅让人疑惑，而且让人坐立不安。因为人类的仇恨、疯狂和残忍并没有消失，将来也不会消失。但平克认为，那些有良心的学者，将会赞成自己的和平观点。

平克的和平进化论观点,不仅成为由语言学研究到进化心理学研究华丽转身的标志，也赢得了世界多位和平心理学家的赞扬。挪威奥斯陆和平研究协会教授尼尔斯•葛莱迪奇（Nils PetterGleditisch）认为平克的人类发展历史暴力减少的论述是成功的，他将人类零散的暴力曲线组合成宏伟的模式图，一方面生动展示了人类暴力的减少，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人类和平情感的增多以及其它更为复杂的文明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