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解释的传统

解释的传统主要表现为心理学中主体向度的立场，据此立场整体性、历史性和情境性地理解心理的特征性属性。它致力于理解主体生活体验( lived experience) 的具体的、历史的独特意义，并将理解作为心理学方法论的基础，从而回应实证传统的心理学的促逼。狄尔泰首先区分了Erklaren vs．Verstehen( 说明对理解) 。在德国的语境中，这种二分旨在保卫自然科学( Naturwissenschaften) 与人文( 精神) 科学( Geisteswissenschaften) 之间区分的认识论基础。我们( 用自然科学) 解释自然，( 用精神科学) 理解心灵生活( 哈贝马斯， 1999，p． 139) ，以此捍卫人文科学特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使其免遭被实证主义吞噬的灭顶之灾。在新康德主义的西南学派看来，说明与理解的区分实际上是对普遍规律的追寻与对个体事件的理解之间的区分。文德尔班用nomothetic 与idiographic 标示两种科学。前者是自然科学寻求的通则性知识，后者意味着人文科学通过理解个殊特性获取知识。前者是基于假设研究自然的自然科学，后者则是理解作为文本( texts) 的生活经验的人文科学。主体向度的解释逻辑确定了心理的独特性质及其与实证主义的界限。在实证传统所主张的对心理与行为的描述、预测与控制之外，解释的传统针对性地提出理解的诉求。由此心理学的主题需要一种特殊的解释学入口。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统一科学的实证主义论题试图将所有科学都吸收到自然科学模型中，但它却失败了。其原因就在于社会科学和历史之间的紧密联系，因为它们都是基于对意义的情境性具体理解，而且这种意义只能解释学地被阐释……仅凭观察无法切入一种符号化地被前结构的现实。”( Outhwaite，2009，p． 22)从狄尔泰的描述心理学开始，这种主体向度的解释逻辑在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心理学及其心理咨询和治疗中皆有体现。狄尔泰将描述心理学视为人文科学的奠基性学科，“心理学可以在以一种描述科学的范围内完成这样一种奠基性科学的任务”( Dilthey， 1983，p． 61，转引自Jovanovic＇， 2010，p．581) ，以此为社会和历史研究先行奠基。这当然也反映出其心理主义倾向。狄尔泰强调对心理生活的整体性描述，以回击实验心理学的元素分析。他同时奠定了解释传统的基调，“狄尔泰把这种由对话关系和相互承认，由自我同一性和生活史的形成过程所决定的‘生活统一性的共同性’，设想为精神科学的客观框架”( 哈贝马斯， 1999，p． 152) 。历史性和对话性就成了解释传统的两块拱心石。“只有在人和他的历史中意义和意思才得以产生。”狄尔泰的这个观点成了他的最高原则( 萨弗兰斯基，1999) 。对主体的完整理解要求既要理解宏观历史过程对主体的塑形，又要理解微观的生命长成故事，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狄尔泰认为“人对其所是的了解既不能通过自我沉思，也不能通过心理学实验，而只能通过历史。”( Teo，2005，pp． 80—81) 因人而异的历史性造就了主体的个殊特性。“解释学的理解必须在必然的一般范畴中把握不可转让的个人的意义”。而且历史的“时间间距并不是某种必须被克服的东西”，转而成为“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 伽达默尔，2004，p．384) 。这决定了主体间在问题境域中展开的对话关系。解释的传统强调这种对话关系，认为不存在自足而立的个体。“我们通过‘我们’意识到世界先于通过‘我’”( Taylor， 1985，p． 40) 。由此个体在根本上是社会的织物，而实证传统所发明的原子式“心理人”( homo psychologicus) ( 王波，2014，p．134) 就是一种假象。正是在这种历史性的对话关系中，不断进行着解释学循环与视域融合的双向驱动，以及主体间性的伦理学关切。

精神分析得以运转也恰恰是依靠这种分析师与来访者之间的双向驱动。“语言由于异质的东西侵入显而易见的逻辑关系的连接点而被污染。某种来自‘阴暗的背景和大量的心灵生活’的东西间接地混入语言表达中，这种东西不能不被纳入明确的语言内容中，因此对别人来说需要解释。”( 哈贝马斯，1999，p． 156) 此即精神分析的内在逻辑机制。“许多这些解释( 例如精神分析的解释) 并不是像物理学中的解释那样来自经验”( 维特根斯坦， 2003，p． 352) ，而是来自对生活体验的主体间理解。精神分析将来访者的症状及作为其压抑愿望的虚假满足的梦境作为解释学的文本进行理解，并以此在一种对话关系中追溯其早期创伤的历史性塑形的生命历程。正基于此，解释学大师巴赫金一度将弗洛伊德引为同道，因为两者均反对实证传统的独白主义，都意欲解构非此即彼的逻格斯中心主义。而弗洛伊德的三级心理机制划分实际上为巴赫金提供了一个优越的理论模型来阐述其人格的复调性( 但汉松、隋晓获，2004) 。解释的传统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及其咨询实践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罗杰斯在对话性的咨询语境里与来访者分享着解释学的整体理解体验。他认为“心理治疗的某些最深刻部分的本质，似乎在于经验的整体统一性。当事人能够自由地体验自己的感受，将感受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化’不打折扣地进行体验，没有理性的抑制或告诫，没有受到对矛盾情感的认知的束缚”，“在治疗中，个体实际上变为一个人类有机体，带有有机体所包含的所有丰富性”( 罗杰斯， 2004，p． 97) 。咨访双方完全投入实际生活体验的“人”这个整体性、开放性和创造性的构境中，有一种纠缠着彼此生命和生活意义的历史关系。在这种历史性的对话关系中，并没有一种存在于解释之先或不依赖于解释而存在的“自我”。与其说理解是主体的构造行为，还不如说自我理解的那个“自我”是理解本身的礼物( 利科，1987，p． 147) 。因此不是咨询师和来访者在进行互动式的解释和理解，而是解释和理解创造了作为主体的咨询师和来访者。作为“主体”的主体是不存在的，主体只能在理解过程中生成。由于理解永在循环之中，咨访双方因此不仅仅本质上是一个未定之物，而且永远是一个待定之物( 王波等，2006) 。

至此我们已能把握心理学的解释传统的大体面目。它虽然在哲学解释学、方法解释学和批判解释学等不同派别的争论中呈现了各不相同的面向，但在以主体向度的立场整体性、历史性和情境性地理解心理的特征性属性，并拒斥对心理的实证性说明这一方面是一致的。它认为在这种实证性说明中，存在的世界性关联的丰富内容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客体向度的立场导致了人与世界的双重断裂，会使存在体验失去存在，使与我们相遇的世界失去了世界。这意味着人步入自身时，失去的是世界; 而当他步入世界时，失去的是自身。由此解释传统的心理学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层面均指认了心理现象区别于物理现象的本质性差异，并试图在历史性的对话关系中理解这种差异，以重新把握人生此在的世界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