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大体形成于l9世纪末20世纪初。1908年，美国的社会学家爱德华·罗斯和英国的心理学家威廉·麦独孤不约而同出版了同名为“社会心理学”的教科书，当代学者通常把这一巧合视为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诞生的标志。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社会心理学就开始传人我国，当时的中国学者翻译了多部国外的社会心理学著作，也自行撰写了社会心理学教材与著作，还开展了一系列社会心理学的专题研究，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社会心理学的早期研究成果。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大陆地区仿效了前苏联的学科建制，错误地把社会心理学划为“资产阶级的反动货色”，因此，从1949年至1978年期间，社会心理学成了学术研究的禁区。1979年5月31日，中科院心理所的王极盛同志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建议开展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文章，吹响了社会心理学在中国大陆重建的第一声号角。

社会心理学在当代中国大陆的重建与发展同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相伴相随，在开放与发展的时代精神推动下，社会心理学一方面不断深化原有领域的研究，另一方面通过与相关学科的交叉和跨越拓宽了自己的研究边界，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与不确定性的发展态势。从1979年以来，中国社会心理学基本上完成了对西方(主要是美国)经典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引进与吸收，并在一些领域内开始了学科体系的深化研究，成绩与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发展方向上的迷茫与困惑。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正是对今后走向的确立以及在此过程中的具体策略。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中国社会心理学未来发展的三个走向，这些观点的提出都是以社会心理学在当代中国的研究现状的批判作为基础的，本文的观点可以为后继研究提供一种可资借鉴或批判的草案。[中国心理学家网]

一、走向实践与应用

有些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反思了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各自状况。石秀印在1998年提出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的问题之一在于“应用多，理论少”。但是，王恩界通过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学术研究成果之后发现：代表中国社会心理学发展水平与成就的学术研究，更加重视的是理论研究和原有学科体系的深化研究，却对应用研究和社会热点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当代中国学者更愿意在西方原有的学科体系下进行深化探索，但是，西方原有的理论与概念对中国现实的解释能力较差，每当学者们试图用其深入解释中国本土社会心理实践时，总是遇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因而大部分中国的社会心理学者有回避应用研究、躲进象牙塔进行精致的理论建构的倾向。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选题策略的分析中明显地观察到。当前中国学者常用4种选题策略：第1种选题策略是基于学术引进和学术整理的研究，约占发表成果的32．4％；第2种选题策略是基于西方已有学科体系的深化研究，约占33．3％；第3种是反思性选题策略，约占12．9％，它是以批判前两种选题策略并以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社会心理学为主要诉求，这类研究基本上也是以理论研究为主；第4种选题策略是以解释或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为出发点的研究，约占发表成果的18．4％，这类研究主要是以实践和应用研究为主。另外从发表成果的分类上看，发表成果中偏重于应用研究的约占25．6％，偏重于理论研究的约占74．4％。由此可见，当前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学术研究对社会现实和实践应用的重视程度不够。在现代科学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策源地美国，学者们非常重视社会心理学的应用研究。美国社会心理学之所以有着较高的学科地位正是因为它曾经并且正在为美国社会做出实际贡献。在二战期间及其后几年中，关于敌己双方士气的研究、关于宣传战与心理战的研究、关于美国士兵的研究、关于劝说与沟通的研究、关于权威人格的研究等都为社会心理学带来了荣誉。1960年以后，美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也在社会政策和其他方面的社会应用中做出了贡献，例如，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Edwin Hollan—der关于空间飞行中人际因素的研究报告受到美国国家航空和宇航局方面的高度重视；社会心理学家Judith Rodin由于其出色的应用研究，得以在美国国会委员会听取国家科学基金会预算报告时提供证词，她认为当前现代社会的负担(能源危机、城市人口拥挤、贫穷、犯罪等)大部分是由人的行为问题造成的，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人类行为的科学研究；而在20世纪60年代的布朗教育案中，美国高等法院在取消学校种族隔离的判决中就引用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