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现状是：普遍从西方既有的理论和研究出发，有些国内学者甚至把它们生搬硬套于中国实际，其学术结果使得相关研究不时走进死胡同；另外一方面，反对这种西方化研究的学者与提倡开展本土化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学者，要么局限于中国改革时期的社会心态和社会心理的经验研究，罔顾社会心理学理论的建设；要么干脆认同于传统中国文化，或者强调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文化异质性。迄今为止，那些站在中国文化与社会背景下试图与西方社会心理学理论展开对话的学者，得出的最为普遍的结论是西方现有的理论实际上不完全符合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与中国文化，却始终未能提炼出自身的理论与之抗衡。中国社会心理学要进一步地走向实践与应用，可以借鉴2O世纪中国革命所形成的实践认识论。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革命者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认识方法：要求从实践的认识出发，进而提升到理论高度，再回到实践中去加以检验。这种带有中国特色的认识方法与现代西方主流社会心理学的认识论迥异，它也不同于儒家传统中的认识论和历史观，而与Pierre Bourdieu所提出的实践理论有不谋而合之处。从实践出发的认识论为中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提供了一条可行的研究路径：中国学者要以对本国民众的社会心理的实践认识作为基础，进而参照西方理论形成的方法，将源于实践的认识提升到理论高度，然后再回到社会实践和应用中来检验其理论的有效性。

在实践认识论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心理学应当坚持如下几点：第一要以问题为中心，即围绕社会热点问题进行选题。第二，研究者要有明确的价值取向，有的美国学者提出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最终价值目标是要改善人的生活质量，这意味着研究者要有积极的姿态努力促进人们生活得更好，而不仅仅是对我们称之为“社会问题”的生活消极方面做出反应。第三，研究成果应该能够被普通中国民众所理解，并且对社会有用，专业学者应该占领非专业性杂志或大众传媒与普通民众进行沟通。第四，研究者应具有多学科的视角。作为一种引进的知识体系，社会心理学在中国还没有形成学术历史所限定的条条框框，因此，我们在研究社会问题时可以采取更为广泛的研究视角，尽可能地考虑到研究领域内的所有变量，可以从微观水平出发，也可以从宏观水平分析。第五，相关研究既要重视社会利益更要重视个体利益，对社会利益的关注是我国学术界的良好传统，但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中国学者应当增加对个体利益的关注。第六，研究应当采用多元方法，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实验研究和社会研究、定量研究和定性结合起来，而不能有所偏颇。

二、走向多元整合

2O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心理学研究面临着4种危机：首先是解释力的危机，其次是范式转换的危机，再次是学科的合理性危险，最后是潜在的分裂危机。这四种危机或日困境在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界也客观存在着，但其表现形式却非常隐晦，往往是暗流涌动，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与进步的种种障碍。社会心理学解释力的困境来自于社会心理学科外部——民众的质疑；而范式转换的困境则来自于学科内部——学者之间的争论。这两种困境的根源则在于它绝对信奉理性主义而产生的合理性问题一重视研究的科学性和方法，却忽视了人自身的价值与意义。随着本学科在中国不断发展，各种矛盾与困境所造成的最直接的结果可能是使中国社会心理学在未来面临分裂的危险。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冲突首先体现在它的发展主线上。社会心理学传人我国不久，学术引进与学术自主两种学科建设观念之间的分歧和争论就出现了。其后，要求有机整合学术引进与学术自主，以加入国际社会心理学共同体为目标的学术开放思想也卷入了这场冲突当中。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是围绕这条主线展开的，只是不同的主张分别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占据优势，简单而言，在学科恢复阶段中学术引进观念占据优势地位，在本土化研究活跃阶段学术自主观念占据优势地位，在学科体系深化阶段学术开放观念占有一定优势。三者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冲突基本上没有停止过，发展主线的冲突是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最为激烈的学术冲突之一。在科学社会心理学成型之际就存在两种研究取向的分歧，而中国社会心理学深受这种二元取向的影响，加之2O世纪后半叶以来哲学与社会科学的空前繁荣，一些相关领域的重要思潮都对中国社会心理学产生了一定影响，进一步强化了多元研究取向。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理学取向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社会学、本土化是另外两种比较重要的研究取向。此外，文化人类学取向、社会生物学取向和建构论取向等虽然对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影响不大，但也都有各自发生作用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心理学取向的主导地位日益强化，而不同取向之间的交流与争辩却有所减少，出现了各自为政、漠不关心的局面。丰富的研究取向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融合与借鉴对于社会心理学科的发展是有益的，而多元取向分化与疏离的局面却对本学科的繁荣不利。

在研究课题和理论建构方面，我们也可以发现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的逐步分化状况。1979年学科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心理学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教学与研究人员日益增加，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扩展。但是，我国社会心理学者的研究课题前后相关不大，甚至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相关，时而还可以看到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研究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因此，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结论是琐碎并且缺乏体系的，对于中国人的社会行为的心理本质的认识基本上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当代中国学者也建构了一些新的理论，但这些新理论往往是对西方已有相关理论的改进与整合，能够得到国内同行认可并且有人愿意继续投入学术精力深入研究的新理论少之又少，后继者往往在没有证明前面新理论对错的情况下，就另起炉灶提出“新新理论”。这种支离破碎的局面从一个侧面表明，我们忽视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学术起点和共同基础。而当代中国社会心理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套系统、深入并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成果，在较大程度上乃是因为我们的研究主要建立在西方原有体系之上，却严重忽视了本国学者的已有研究。

以上冲突与分化似乎只是表象，而表象的深层原因在于学科内部存在着多种社会心理观和方法论方面的分歧。1984年，美国心理学家金布尔指出，心理学家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存在着两大阵营：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 。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心理学，科学主义阵营主要以实证主义作为其哲学基础，主要由心理学者和教育学者组成；人文主义阵营主要以释义学和现象学作为其哲学基础，两者在科学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对立。近年来，我国学者在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内借鉴了多种具体的资料收集方法和分析方法，但是，目前这些多样的方法有各自的基本假设和哲学基础，缺乏相互借鉴和学习的共同基础。应用不同方法的研究工作得到了不可通约的学术结果，这些结果之间相互对话的可能性非常小。我们引进并继承了过多的“旧范式”，但是，这些旧范式基本上都未能很好地适应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反，能够呼应中国文化和社会实践、同时符合全球化趋势、适用于解释中国人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新范式”的出现却不可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