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伴随由12 个部委联合发起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等抢救性重大工程的开展,以及《牛津中国心理学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of Chinese Psychology)、《中国近代心理学史(1872-1949)》等一批文献的出版,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学科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赢得了学术界的关注。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如同中国近现代史一般,“天上浮云似白衣, 斯须改变如苍狗。”为了改变辉格式(whiggish)的中国近现代心理学研究, 本文回顾与梳理了郭一岑的心理学思想及其代表性工作, 旨在通过介绍其经历与研究工作,从而管窥中国近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历程。
2 郭一岑生平略传
郭一岑(Kuo Itzen, 1894-1977),字威烈,名翼藩,一说原名柯一岑,笔名郭鸿立。1894 年9 月6 日出生于江西省万载县,1977 年3 月1 日卒于北京,终年83 岁。历任中央大学、暨南大学、蓝田师范学院、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是中国现代心理学先驱,也是知名的知觉心理学家、实验心理学家与理论心理学家。
郭一岑自小虽家境贫寒却聪颖好学,1916 年毕业于北京文汇大学,1919 年参与五四运动, 用笔名柯一岑在“五四”时期新文艺创作重要阵地之一的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刊物任编辑,致力于“促进教育,灌输文化”“屏门户之见,为社会学子立说”(东荪《学灯宣言》)。其间, 他陆续发表了《社会主义与中国》、《学生助工教育团之提倡》等文章,结识了李石岑、谢天逸、宗白华等一批进步学者。时值李石岑、郭任远、严既澄等以《学灯》、《教育杂志》等刊物为阵地发起对本能的性质、特点与价值的争论,即中国现代心理学史上的“本能论战”。郭一岑虽未参与争论,但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李石岑在《民铎》杂志开辟“柏格森专号”,郭一岑翻译发表了《柏格森精神能力说》一文,将机能主义心理学的意识流概念引入中国,认为“我们晓得的柏格森哲学是以心理学与生物学为出发点的……意识不是固定的, 乃是一种流动的东西, 是川流不息地呈现于我们经验之中的东西,哲姆士(今译为‘詹姆斯’或‘詹姆士’)称之为意识流”。此时,身处德国的宗白华在给他的书信中提到:“德国前途的柱石, 是一班现在还不闻声息的劳工和专门的研究家,中国前途的柱石,也是在此。” 1922 年,郭一岑远赴德国留学,先入柏林大学学习,1923 年转入图宾根大学(University of Tuebingen)攻读心理学,师从奥斯瓦尔德·克罗(OswaldKroh),并于1928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9 月,郭一岑归国途中访问了苏联, 见到了时任莫斯科心理学研究院院长的柯尔尼洛夫(K. H. Kornilov),并对其以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决心理学问题的新观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归国后, 在1928 年10 月至1931 年7 月期间,郭一岑任南京中央大学心理学教授, 开设知觉心理学、心理学研究方法、心理学史、心理病理学、心理生理学、近代德国心理学派等课程。此后入上海暨南大学执教,日军进占租界时,暨南大学校长何秉松率师生南迁广州,郭一岑随校南迁。在广州期间常与阮镜清等人探讨学术, 并借用中大校舍给两校师生作有关哲学、心理学的学术报告,初步介绍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期间,郭一岑与陶行知共同筹办《大众教育》月刊,后兼任《东方杂志》教育专栏主编,撰写了大量的文章介绍西方尤其是德国的教育模式, 积极呼吁国内教育改革。他提出,“真正的学科基础教育,是必须有一个互相联系的内容,必须依据我们现代文化的整个的知识与思想做我们将来的工作准备。”他认为,“从教育的本质看,教育绝不是统治者用来施政的工具,教育是用来助长社会生产的工具。”面对当时的社会环境,他极力主张生产教育可以帮助解决一些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但是,“单单提倡生产教育是不济事的,而是应当各方面相互适应。”郭一岑提倡生产教育,又不盲目夸大生产教育的作用,提醒人们用辩证的方法多角度地看待国民教育问题,寻求多方的相互协调、相互适应,共同改革完善中国的教育制度,推动了当时社会的教育反思。
1935 年郭一岑参与筹备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并当选为第一任理事;1936 年参与发起中国心理学会。1941 年至1946 年,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心理学教授,主要从事教学工作。蓝田师范是由著名心理学家廖世承创办起来的,力求“发独立师范学院之先声”,当时汇聚了钱基博、高觉敷、王越等一批优秀的心理学研究者。高觉敷先生在后来与学生申荷永的谈话中曾提及, 在蓝田时他与郭一岑是患难之交。1947 年郭一岑受聘为厦门大学心理学教授,主持筹建心理学实验室。1948 年至1951 年在中山大学执教,1951 年任中山大学教育学院院长。1952 年经过院系调整,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教育系心理学教研室主任, 中国心理学会理事,《心理学报》编委。1977 年3 月1 日,郭一岑先生与世长辞。
3 郭一岑的知觉心理学研究
受到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 郭一岑是中国国内较早系统地开展知觉实验研究的心理学家。他设计了一系列的知觉实验, 并亲手制作了一些感知觉研究的实验设备。这些工作为中国早期知觉心理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德国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知觉心理学家奥斯瓦尔德·克罗的指导下, 郭一岑在攻读博士阶段开展了《奥伯特现象Aubertsche Ph覿nomen 之发展的研究》(Vergleichende Untersuchungen über das AubertschePh覿nomen)。克罗师从奥斯瓦尔德·屈尔佩(OswaldKülpe) 和埃里克·鲁道夫·杨施(Erich Rudolf Jaensch)。后者于1913 年发现“遗觉象”。此外,杨施作为伟大的生理学家与心理学家约翰内斯·彼得·缪勒(Johannes Peter Müller) 的高足与哥廷根学派的成员,也沿袭了缪勒对奥伯特现象的探索。郭一岑继承了上述学脉,他的研究工作在《国际个体心理学杂志》上一发表,便引起德国心理学界的广泛关注。“奥伯特现象”是德国心理学家奥伯特(H. Albert)在1861 年发现的一种头偏对物体垂直知觉的影响,是指在头部向一侧倾斜时,对视野中的线条进行垂直、水平判断所出现的误差现象。郭一岑在缪勒(G. E. Müller) 的垂直视知觉实验基础上增加了儿童被试的数量以及与成人被试做对比研究; 研究不同年龄段被试在垂直的定位倾向(R 现象)的表现;并对头偏角度以及习惯定位倾向做了进一步探索。实验结果发现在头偏角度较小(至70 或50 度)时,R 倾向和习惯定位倾向同时存在;R 倾向在年龄小的儿童中比年龄大的儿童和成人中表现得大; 十岁后习惯的定位倾向逐渐代替R 倾向。彭聃龄先生对此评价到:“用实验的方法研究Aubert 现象不但对认识视觉和动觉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而且对解释‘飞行错觉’和某些人格特点(场依存性和场独立性)也有实践意义。”
除了奥伯特现象, 郭一岑对视知觉研究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对遗觉象(eidetic image)的研究。他用实验的方法向人们介绍了人类遗觉(Eidetik) 的现象。遗觉象是“儿童看见一件东西或一幅画,当这件东西或这幅画离开了视野, 他们仍然能看到它在眼前一般”。主试使用黑白轮廓分明的图片、彩色的风景图片和彩色鸟兽图片请被试仔细观察, 移开图片后逐步对图片细节进行提问, 以确定遗觉象的存在。遗觉象的研究证实了纯粹用成人心理学的观点解释儿童心理的表现是不正确的, 用成人的方式教育儿童也是不合适的。
4 郭一岑对国内心理学学科发展建设的思考与实践
郭一岑回国后因宗白华推荐入中央大学任心理学教授。当时的中央大学心理学系大多是留美、留英的教授,他开设了“近代德国心理学派”课程,专门介绍德国近期的心理学思想, 支持学习德国的先进理念推动国内心理学理论的建设。1929 年4 月,中央研究院决定成立心理学研究所, 郭一岑极力支持心理学研究所的筹备,借鉴德国心理学发展的经验提出一些建议。他认为,“学科的发展应少谈学说,多重事实,竭力提倡应用心理。” “要谈现代心理学,离不了实验室。心理学自身价值提高,心理学越独立,越应极力脱离哲学。”首先,他介绍了德国各大学心理学实验室的筹建状况,认为中央研究院心理学研究所应充分利用中央机关的优势做全国科学研究的指导。“研究所的性质不应该限制太小,仅有数十人做学理方面的研究,而应成为合学理与应用为一体的心理科学研究的指导机关。”其次,他建议心理学研究所要扩大心理学学科分支的研究, 而且可以借鉴铁钦纳的分类,除了设立常态的心理学学科,民族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等等方面也需要涉及。再次,他建议政府在经济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可以借用旧居,购置实用的实验设备, 与学校图书馆合购书籍等筹备研究所;聘请一些国外的专家来华讲学,组织一些心理学研讨会等用以解决人才缺乏的问题。
同一时期, 随着一批心理学留学生的回国以及学科发展的需求,一些专业的学术团体逐步形成,郭一岑也建议应建立一些学术团体供研究者相互讨论思想,拓宽研究。1931 年,郭一岑、艾伟等人曾组织过“中华心理学会”,并在上海开了一次筹备会,后因战乱搁置,于1936 年再次提出建立学术组织,并于1937 年1 月在南京成立“中国心理学会”,公推陆志韦为主席,陆志韦、周先庚等七人为理事,这是中国心理学界第二个学术共同体。同时,由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等人组织的中国心理卫生协会,1935 年10月开始筹备, 并于1936 年4 月19 日在南京正式召开成立大会,郭一岑被选为第一届理事成员之一。这些专业学术团体的构建促进了心理学研究者学术的交流,推动了心理学学科的发展。
1947 年郭一岑受聘于厦门大学,组织筹备了厦门大学心理学实验室。当时厦门大学的心理学设备“论数量、种类、素质,于全国均具重要地位”,为以后的心理学实验研究提供了物质准备, 将中国心理学学科发展向科学性、应用性方面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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