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文塔尔社会心理学视野中的接受理论

西方文学研究范式在近现代的演变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全神贯注于作者阶段（浪漫主义和19世纪）；绝对关心作品阶段（新批评）；以及近年来注意力显著转向读者阶段。”而以读者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形成又经历了从文学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开始关注读者，到德国的接受理论，再到美国的读者反应批评，一直到当今各种人文社会科学对受众及其阅读反应和接受行为的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的漫长过程，尽管在这一研究范式形成的过程中各个流派均高度强调受众阅读和接受的作用，但是在其从萌芽到兴起的近百年的研究历程中，人们的受众观念一直在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着：从忽略受众到以受众为中心；从关注受众的社会、心理因素到强调受众的历史、文化因素。不论是原子论、阅听人理论还是意义生产者学说，每一种新受众观念的出现都导致了文学观念及研究范式的转变。而这一系列观念以及研究范式变迁的始作俑者，则是一位迄今为止依然“被人不公平地遗忘或冷落了的人物”，即“首开社会心理学的文学接受理论之先河”和“读者反应批评的真正开拓者”——利奥·洛文塔尔。作为批判传播理论的奠基人，洛文塔尔研究受众阅读反应和接受行为的作品，不但影响了大众传播学的效果研究和批判学派的走向，而且启发了德国的接受理论和美国的读者反应批评，就其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理论资源和方法论而言，其价值仍然有待于进一步发掘。

一

一般认为，接受理论是由德国康士坦茨大学的沃尔夫冈·伊塞尔和汉斯·姚斯等几位教授于1960年代提出的，而读者反应批评直到1970年代才由斯坦利·费什等美国批评家首创。作为一种文学研究学派或者说理论流派，这样说是可以的。不过如果仅就个人的理论兴趣和研究的开创性来看，他们的研究都比洛文塔尔的要晚几十年。洛文塔尔本人也曾明确谈到这一点，他说：“我确信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项接受研究是这一领域的第一次尝试，它开辟了接受史和接受美学这一全新的研究领域（这篇论文写于1930年代早期），之后这一领域成为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中非常活跃的领域。”此言不虚，事实上，洛文塔尔早在1926年就开始关注文学接受和读者反应问题了，并且探讨了诸如“在艺术家、艺术创作和接受之间的相互的心理反应”之类的问题。对在艺术作品和对它的接受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学接受的研究，是我一直以来的兴趣中心和重要的研究任务，但是这个问题却被彻底忽视了，即使在报纸杂志和信件回忆录中有无数的研究资料……唯物主义的文学史已经做好解决这项任务的准备。”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得到了不同范围的传播和不同程度的接受，发生了不同的作用和影响，其原因当然是复杂多样的，但是在洛文塔尔看来，“被彻底忽视了的”文学接受环节恰恰是其中最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因此他试图通过对欧洲和美国17世纪到20世纪的文学接受问题的研究，来阐明一位文学家、一部文学作品或者一种文学类型的历史地位和效果，揭示其在不同时代的涨落变化与当时的接受方式、文化观念、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洛文塔尔既从历时的角度探讨了在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时代的作家作品被读者接受的情况，又从共时的角度探讨了同一时代的读者对不同作家作品的接受状况。例如：为什么维克多·雨果在德国就没有像在法国那样的接受者；雪莱和拜伦在德国也没有他们在英国那样的接受者；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德国却获得了空前广泛的传播，“得到了德国人的热情接受，成为继歌德之后被最广泛阅读的作家，或者他至少是德国出版作品最多的小说家”，对这一系列文学接受问题的疑问，激发了他的研究动力。在前后十几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创作了《论文学的社会状况》《论康拉德·费迪南德·迈耶尔》《德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接受：1880—1920》《克努特·汉姆生——权威主义意识形态的史前史》《德国通俗传记：文化的特卖专柜》和《通俗杂志中的传记——作为一种通俗文学类型的传记的兴起》等重要论文。诚如朱迪丝·马库斯所指出的，洛文塔尔在1930—1940年代写作的这一系列论文以著名的高雅文学和通俗文学作品在社会中的传播、接受与读者的反应作为分析文学的基本手段，这一全新的研究方法扭转了当时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研究立场，开启了批判的文学接受研究，包含了后来理论发展的萌芽。 “洛文达尔在第一页就坚持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效果才是它的存在：‘文学作品的本质，基本上由人们体验它的方式来决定’。”因此，洛文塔尔才首先从阅读公众的反应开始着手进行研究。“在19世纪最后二十年和20世纪最初二十年的这段时间里，在德国没有一个现代作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受到文学的和批评的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作品没有被严格地限制在美学批评领域。许多政治的、宗教的、科学的和哲学的讨论和文学批评一起出现了。”陀氏作品这种广泛而又复杂的接受现象引发了洛文塔尔的浓厚兴趣，他想知道，“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到底有什么特别元素”引发了德国读者“如此广泛、多样而密切地响应”。在研究中，他发出一连串的追问：陀氏作品具有何种独特的审美内涵与文化内涵？这种独特内涵满足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德国读者什么样的期待？德国受众对其作品的追捧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社会怎样的历史变迁？洛文塔尔通过细腻地解读有关陀氏作品的数百篇评论，分析了它深受德国社会欢迎的原因。显然，洛文塔尔在这里关注的既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人，也不是他的作品，他关注的焦点乃是社会各界在阅读其作品时的反应，“关注的是其被接受的社会特征”，当时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处于文学史学家的讨论之外”。与当时欧美社会学研究惯常采取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路数不同，深受狄尔泰和弗洛伊德影响的洛文塔尔“往马克思主义中增加了心理学的东西”，从而开辟了一条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路径。正如杜比尔所说，洛文塔尔的接受研究“把对文学史的研究建立在了唯物主义的和社会心理的研究基础之上”。它假定作家的作品是一种投射机制，通过大量评论展示各种层次的大众中隐蔽着的特征和倾向模式。换言之，它通过印刷材料的媒介来间接地研究读者的反应，这种反应被推断为一种群体反应的典型代表。”这种文学社会心理学的接受研究真正深入到了文学的中心问题。借助精神分析学说和社会批判理论，洛文塔尔深入分析了德国大众的阅读反应和接受行为，揭示了作家—作品—读者之间的社会心理关系。当然，这种读者反应批评的例子必须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作为社会研究所的核心成员，他能够接触到那一时期几乎所有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和论文。在研究一战前后德国阅读大众对陀氏作品的各种评论时，他发现，“德国中产阶级的某种心理模式显然能够从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获得高度满足”。在此基础上，洛文塔尔分析了德国中产阶级的心理机制及其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接受的社会特征之间的关系：德国中产阶级从未经历过任何一个持久的自由政治和文化生活时期，他们这种特殊的命运使他们一直在两种心理机制之间徘徊……因而随即产生了施虐—受虐反应，他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那些拷问和自我拷问的主人公身上，轻而易举地找到了构建认同行为的材料。从洛文塔尔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学接受既需要一种社会上的制约机制，又需要一种心理上的制约力量，这样，“对于艺术和大众文化的解释就要依靠社会和个体的社会历史和心理条件。因此他的早期作品预示了接受理论和效果理论。”与之有着相同旨趣的本雅明高度评价了洛文塔尔的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自从我到达丹麦以来，你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文就成为我的首要事业。因为以下几个理由，它对我而言是极富启发性的，首先因为在你初步涉及康拉德·迈耶尔之后，在我面前就有了一种精确的接受史，并且就我所知道的，它的精确度是全新的。因为对本质问题缺乏有判断力的表述，直到现在这种尝试从没有超出文学材料史的范围……你的作品正在处理的是具体的历史境遇。然而人们惊奇地获悉这种历史境遇正好是当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接受在这种历史境遇中已经发生了。这种惊奇要给读者（如果我推己及人）一种刺激。

罗伯特·霍拉勃则进一步指出洛文塔尔把“直到现在仍被不断地推到背景上去的作品读者间的关系问题”推到文学研究的中心位置的做法，正是其赢得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青睐的原委所在。在霍拉勃看来，洛文塔尔的接受研究不但创建了“有关接受问题的理论构架”，而且“对文学理论具有革命意义”。洛文达尔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德国中产阶级成员的思想拐杖……但是，比这单一情形的研究所得结论更为重要的，是研究向我们提供的一般理论的陈述……研究接受问题的社会心理学方法，不仅产生了一种典型情况的研究，而且在一般意义上，也对文学理论具有某些革命意义。洛文塔尔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迈耶尔、汉姆生等作家的文学作品在德国的接受研究“再三地证明了在德国没有真正的资产阶级自觉这一主题”。而在政治上没有承载自由主义的团体，“其结果是丧失了在社会主义者和启蒙自由主义者之间进行联盟的历史机遇，而这本来有可能阻止德国灾难的发生。”洛文塔尔的文学接受研究，不仅揭示了德国灾难发生的原因，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而且清晰地阐述了阅读大众的形成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从而揭开了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从“作家作品中心”向“读者中心”转型的历史序幕，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

二

洛文塔尔认为，阅读大众的出现是文学发生决定性改变的根源之一，在影响文学演变的各种“力”之中，受众的作用力不但伴随着阅读大众的不断增加而日益增强，而且改变了包括文学家在内的传播者、文学媒介、文本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这种改变在美学领域和伦理领域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同时影响到了文学实体和文学形式……引发形成了新的文学类型和文学制度。”洛文塔尔通过对17世纪到20世纪西方文学接受史的梳理，发现随着阅读大众的出现，尤其是“阅读公众的本质和组织的改变”对文学市场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例如戏剧和小说内容最显著的变化就发生在中产阶级阅读大众开始形成的18世纪上半叶。主人公从社会上的崇高人物向商人和学徒的私人生活的转变导致读者经验的显著改变：普通戏迷现在可以把他们与舞台上的男女主人公相比较了。正是小说激发了读者将虚构人物视为与己同一的问题。它的内容不同于17世纪和18世纪初的作品。“人物和环境上的现实主义是新小说的显著特征。”洛文塔尔认为，对现实主义的强调对于作家而言产生了一个新问题。他将无法再仅仅依靠书本知识进行创作，他必须成为他周围世界和人物的机敏的观察者。如果他犯错误，每一个“普通读者”都将发现。对于现实主义的出现及其成为文学主流的原因，文学史上有多种解释，与那些仅仅从内容、手法、风格等角度出发进行的阐释相比，洛文塔尔从文学接受角度做出的阐释可谓非常新颖，颇具独创性。至于1740年以后英国戏剧的衰落，他也从艺术接受的角度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人们把1740年以后英国戏剧的衰落，部分地归咎于一个纯属意外的原因——这个时期没能孕育出伟大的戏剧家”，这种论调显然是从传统的以作家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出发推导出来的结论。这个结论符合当时的真实情况吗？在洛文塔尔看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不再聚焦于作家，转而从受众角度出发去研究这一问题，研究视角的转换，使他看到了不同的景象——“真实情况是，那个时期的受众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背景，并且对于戏剧的艺术性，他们远不如18世纪上半叶的受众那样感兴趣。再者，如前所述，中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在舞台上比在书本中的还要单调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