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文化差异论(Cros s Culture Theory)

Kitayama 等提出了文化常模( Cross CultureNorm Model Theory) 理论假设, 认为当个体遵从文化常模行动时, 就会产生幸福感, 背离文化常模则会紧张不安; Oishi 等把人的目标与所处文化环境合起来考虑, 认为幸福取决于个人现状与个体所在文化影响下的个人目标的接近程度, 当个体朝自己的目标努力或逐步靠近时, 就会感到幸福。Schimmach 等人整合研究人格、文化与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 提出幸福感中介—调节模型( Mediator-Moderator Model) , 说明人格与文化在影响生活满意感时交互作用, 人格直接作用于正负性情感的平衡, 对生活质量及主观幸福感起间接作用而使人感到幸福或不幸。

2.5 其他理论

此外还有活动幸福论( Activity Theory) 认为活动产生幸福, 幸福是进行适当复杂性活动的副产物; Tatarkiewiecz(1976)等人提出的幸与不幸相连论( Happiness connected with Unhappiness) , 认为悲喜相连, 摘食快乐之人必也品味过痛苦;Solomon (1980)等人提出的幸与不幸对立论( Happiness opponent to Unhappiness) , 认为幸福与痛苦在两个对立极点上, 幸福痛苦互不相容, 人失去所爱就会痛苦, 人忘却不幸则会幸福; Ryan( 2000) 等在自我决定论(Self- Determination Theory)基础上提出幸福感自我决定论, 认为人有与生俱来的探求成长及追求整合完美的内在动机, 但这一内在动机具有脆弱性可变性。外部社会条件既可能使人主动潜心于某事, 也可能使人被动倦而待之; 好的外部环境促使人的自我实现需要( competence) 、独立自主需要( autonomy) 、自我归属需要( relatedness) 得到满足, 进一步激发人的内在动机, 促使人的健康及主观幸福感的产生。

3.主观幸福感研究趋向

3.1 测量手段多样化

主观幸福感包括认知、情感等成分构成, 对情感成分的评估免不了被试的认知判断, 如若被试拒绝或歪曲回答问卷, 或把自己当前的情绪体验作为幸福感都影响幸福感的测定。Marne 等人对主观幸福感各结构成分的辨别效度、聚类效度及因子效度的研究发现, 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可以彼此独立, 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可以独自出现与发生, 因此要保证量表认知成分及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等各成分的结构完整性以保证幸福感测定的准确性。此外还有一周经历记录( 记录一周内每天任意五个时刻的情绪状态) 、限时记忆测量( 在限定时间内尽量多的回忆一周出内的愉悦事件及负性生活事件) 、多方信息求证( 询问当事人的朋友或家人, 了解其幸福状况) 、微笑频次测量( 记录在讲述其生活经历时笑的状态和频次) 、医学生物学检查( 唾液中考的松含量, 前额叶不对称测定,面部肌电图) 等多种量方法。通过多方式多维度的测量, 确保测量结果的可靠性, 测量结果的不一致使人了解幸福感不同组成因素的差异及人群间的差别, 为构建幸福感理论提供有利之处。

3.2 研究方法科学化

幸福感领域的研究, 大多采用横断研究设计,对人口统计学等诸因素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有了较深入的认识, 但横断设计难以辩析因果关系,使研究结果的借鉴应用大打折扣。有研究发现失业等状况与低幸福感水平存在联系, 但横断设计很难说清究竟是因为失业导致不幸福感, 还是原本的消极认知方式、被动应对策路、不良适应能力引起失业, 或是其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在年龄与幸福感关系研究中,Diner ( 1984) 及Costa 等研究都发现幸福感水平不随年龄而变化, Wilson 的研究发现年轻人比老年人幸福, 年龄对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消极作用;Veenhoven ( 1984) 研究则发现随年龄增长, 老年人幸福感希求水平会降低而变得更容易满足。研究结果的不一致, 究竟孰是孰非, 需要更加严格的研究设计深入的认识主观幸福感与其相应影响因素间的作用机制。Headey 提出通过构建统计模型的方法, 找出主观幸福感与其他因素间相互作用的净效应, 首先证明主观幸福感与其他因素间的相关性, 再证明发生先后顺序, 以此来确定因果关系。

3.3 研究领域扩大化

人们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伴随着积极心理学( Positive Psychology) 及享乐心理学( Hedonic Psychology) 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研究领域不断扩大, 研究队伍日趋多元化。人们通过社会经济等方面与主观幸福感研究发现, 国民的幸福感水平不随国家经济迅猛增长而提高, 失业下岗人员即使得到与参加工作时数目相当的救助也会致使幸福水平降低, 因此经济增长、失业下岗、社会管理、通货膨胀、政策调控、社会动荡、战争灾难、文化差异等与幸福感水平相关的领域引起进一步关注, 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人也参与近来, 把幸福感的研究结果作为政府决策的依据, 把人们幸福感水平的高低作为评价经济政策成功与否的指标, 极大地拓展了幸福感研究的队伍及新领域[10]。随着世界全球化趋势的推动, 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员交往更加频繁, 跨地区跨国家跨文化差的幸福感研究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