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原型心理学家

第三次造访

　　弗朗西斯·培根在《论学识之长进》中总结了他那个时代的知识状态——在1605年，一个人还是有可能这么做的——然后大胆预言：

　　依时下局势，现学问之三番来访，余不可不信，此开化学智之三番巡视，必迫近彼希腊并罗马人所学，且令吾等有过之而无不及。何也？盖百般几趋完善：当今人杰不特胸怀异禀，卓尔不凡，且精力充盈，图思建树。上古哲人劳作之成(本站的咨询师之家为咨询师朋友提供同城聚会的场所)果尽可为我所用，印刷之术令书册延至百姓庶人，航海越洋令国人眼界大开，陡见它乡实验之多广，异域自然历史之繁复。时机若此，焉有不成(本站的咨询师之家为咨询师朋友提供同城聚会的场所)之理？

　　这样果敢的预测，以前通常证明是错误的，可是，这次却不然。在这个世纪内，知识会达到培根也无法想象的高水平，这都是因为正在重塑欧洲社会的一些重要社会发展而带来的科学“新智识”。围绕着教堂、城堡和守卫家园的半原始的封建生活方式，已经让位于更为广泛的群体生活，城市生活开始复苏，贸易和工业进一步扩展，而改革已经削弱了以教会为主心的传统主义对人的思想的控制，并在新教土地上引发了怀疑主义和知识探索的酵素，而且，因为一种社会渗透作用，天主教内也产生了这样一些思潮。

　　这些发展刺激了实用和纯粹知识的进展。17世纪的商业、军队和金融及税赋系统皆需要新的有效方法来进行思考和处理数据。在纯粹知识的一面，许多有思想的人已经从神学研究的吹毛求疵中转向收集有关现实世界更为实在的信息。因为这些原因，这是一个适合实用科技的时代。在这个世纪内，产生了十进制计数法、对数、解析几何、微积分、空气泵、显微镜、气压计、温度计和望远镜。

　　这并不是说，科学就到处受到欢迎。人本主义的复兴早已恢复了柏拉图传统以及它的神秘主义和对物质世界的蔑视，许多知识分子都依照彼特拉克、伊拉斯谟、拉伯雷和维夫的观点贬低科学。宗教提出了更为凶险的对策；在整个17世纪，不仅无主教，而且路德教和加尔文教也都残酷地迫害异端，任何公开信奉与当地国家正宗教会相冲突的科学理论的人，不仅冒着名声尽失的风险，而且会失去社会地位、财产和甚至生命。

　　尽管有这么多的障碍，科学还是繁荣起来。在西欧各主要国家，追根究底的一些人通过显微镜和望远镜偷偷窥探，在玻璃瓶里配制试剂，在地上掘出深洞，切割动物和人的尸体，计算恒星和行星的运动。在这些人当中，有英国的沃利斯、哈维、玻意耳、胡克、哈雷和牛顿，有法国的笛卡儿、费马、马里奥和帕斯卡，在意大利有伽利略、维维阿尼和托里拆利，在瑞士有雅克和伯努利，在德国有莱布尼兹，在荷兰有惠更斯和列文虎克。

　　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彼此通信，分享思想和成(本站的咨询师之家为咨询师朋友提供同城聚会的场所)果，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大运动中的合作人。到17世纪中期，在牛津、伦敦和巴黎，科学家和有科学头脑的一些人以非正式的组织形式会面——他们被称作“看不见的同事”——互相交换科学发现，并就一些思想进行辩论。在1662年，查尔斯二世给伦敦小组颁发了一份特许状，命名“伦敦改进自然知识协会”，通过这个协会在大陆上的“哲学交换”和类似的通信物，科学家们开始建立了一个信息交换网络和他们自己的文化小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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