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赫特认为，进入俄狄浦斯期后，儿童会将自恋力比多和客体力比多同时投注到自体-客体身上，一同促进人格的形成。客体力比多(和攻击性)投注于客体所完成的内化将理想化双亲影像贼变成了个体超我的内容与功能;自恋部分的内化则塑造了超我的崇高地位，他使得超我的内涵与功能与自我相对应。具体来说，俄狄浦斯期，儿童既把父母当做性对象，又把父母理想化。把父母当作性对象导致了俄狄浦斯期冲突，这一冲突导致了超我的形成。超我代替父母来管教、监督、指导、惩罚孩子的行为，这部分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超我的内容和功能。(所谓超我的内容，是指儿童从父母处所获得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所谓超我的功能，是指超我的内容对儿童的思想、行为所具有的奖惩和指导的作用。)同时，对父母的理想化也就内化成了对超我的理想化。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超我的崇高地位，即全知全能，并且绝对完美。进一步讲，超我的理想化是由于个体把心目中父母(主要是同性家长)的优秀品质大量内投于心理结构，赋予超我。总之，超我的理想化是由自恋力比多得来的，是初级自恋完美状态的延续，是自恋发展的成就之一。儿童不断发展出的对道德准则和标准理想化的能力，对于人格的自恋发展产生持续有利的影响。

回顾萨特俄狄浦斯期的母子关系我们可以推论，他的自恋力比多和客体力比多投注发生了分离，由于理想化双亲影像的“垂直分裂”，萨特只能通过“占有文字”建立理想化需要的自恋平衡，而母亲则被更多的投注了客体力比多。

俄狄浦斯期，萨特与安娜•玛丽的关系密切，但是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两人的关系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亲子关系。萨特在《词语》中曾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两年是他童年最幸福的时期。因为这时候母亲只属于他一个人，两人朝夕相处，形影不离。萨特一直称母亲为“安娜•玛丽”。在萨特眼里，母亲是自己的朋友、伴侶，而并非母亲。而这一角色定位也是母亲给萨特的。在母亲眼里，萨特不是儿子，而是自己的侍从、玩伴、小男人。他们似乎没有代沟，同样的，母亲也就不具备作为理想化榜样的特质。这不免让萨特自小就在与母亲的关系当中将自恋力比多和客体力比多的投注混为一谈。而且，其中更多的是客体力比多的投注，而非在母亲那满足理想化需要和映镜性需要。

由于长期在母亲那里得不到理想化需要的合理回应，萨特在俄狄浦斯期最喜欢用“这没什么”来给自己与母亲的谈话做结尾。如萨特曾很长一段时间里认为自己有双重人格，当他因此感到焦虑不安时，曾向母亲求助，但是母亲不以为然，萨特也只得以“这没什么”来缓解自己的紧张焦虑。虽然萨特与母亲的和谐关系都建立在萨特不断满足母亲的自恋需要的基础上，但是萨特仍然非常满意自己与母亲的关系，他常常因为自己的行为让母亲满意而感到骄傲。但是有一点是萨特在与母亲的关系中无法容忍的，而这一点也很好的解释了萨特将母亲更多的看作客体爱的对象，而非自恋爱的对象，那就是“其他男性的介入”。

萨特曾在《词语》中具体刻画了第一次有男性介入到两人关系中的情景:一天，萨特与母亲在塞纳河畔买书，一个脸色煞白，身体肥胖的时髦男人走过来，两眼直勾勾的盯着母亲，对着萨特重复一句话:“你被宠坏了，孩子，你被宠坏了。”萨特感到被冒犯，同时，被那男人疯狂的目光所震惊，而母亲则像个单身小姑娘一样的害怕并且后退，萨特在这时候走到母亲身边，坚定的握着母亲的手，承担起了保护者的角色。

当萨特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可以忘记千百张面孔，但是那张煞白的面孔他却永远不会忘掉。母亲恐慌而回避的反应让萨特第一次感受到了男性对女性的赤裸裸的带有攻击意味的性欲。他说“这一偶然的事情把我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萨特不仅在与母亲的关系中开始更明显的承担“拯救者”的角色，同时也与母亲站在同一视角去体验男性，那就是“憎恨男性和厌恶男性”。虽然有多个男性在萨特的生命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萨特未能够与哪个男人建立真正亲密的友好关系。这种对男人的厌恶感一直到他的晚年也未曾改变:波伏娃曾经询问他为何如此讨厌男性，萨特的回答是“男性就是一个在其大腿之间吊着一个小肉 棍的人。”萨特用如此简单的方式来区分性，并且带着厌恶去定义男性。他曾经表示如果同一个男性想对萨特表现出深层次的友好时，自己就会感到窘迫不已。他愿意将自己的秘密告诉任何一个人，但是却无法只对一个人讲述，这会让他觉得好像一个同性恋者在向他提出猥亵的要求一样。每每看到男性的裸体，萨特都会将其定义为猥亵的，他不敢直视男性的身体，这让他觉得自己可能会有被压抑的同性恋倾向。这种对男人的排斥如从自体心理学的视角分析，则是一种为了缓解俄狄浦斯期的“阉割焦虑”而釆取的防御机制，深层次原因则是为了保证俄狄浦斯期的自恋平衡。

自体心理学对阉割焦虑的评估与传统精神分析不同。传统精神分析认为阐割焦虑是儿童在俄狄浦斯期普遍存在的心理状态。男孩子一方面爱自己的父亲，另一方面又害怕受到父亲的拒绝或者伤害，因此表现出内心冲突，“阉割焦虑”则是这一内心冲突的具体表现。

科赫特则认为，儿童时代的阉割焦虑是一种病态的表现。“通过对自恋人格障碍的临床个案的移情关系的分析，他认为由心理健康的父母抚养的小男孩儿并不会在俄狄浦斯期体会到强烈的阉割焦虑。健康父母的健康子女将很愉悦地进入俄狄浦斯期。这种愉悦感是一种骄傲和自豪感，为自己(对人)投入感情(affection)的能.力和(做事)果敢(assertiveness)的能力得到提高而骄傲，也为俄狄浦斯期的自体客体因自己能力的提高所流露出的满意和喜悦之情而骄傲。男孩子对人投入的深情的(affectionate)态度并不会崩溃瓦解成性冲动，他的做事坚决果敢的态度也不会转变成破坏性的敌意，而且他也不会非常的害怕自己的父母。只有在父母无法适宜的扮演俄狄浦斯期客体时，儿童才会感觉到高度焦虑。

传统精神分析认为如果父母过分的溺爱，那么俄狄浦斯期的阉割焦虑会一直持续无法减轻;相反的，如果父母表现出适当适时的惩罚，让儿童能够内化一套功能良好的内在驱力系统时，那么焦虑情绪则会在成长过程中逐渐降低。科赫特认为这是误导，他认为“是否会引起孩子俄狄浦斯期的高度焦虑，主要取决于父母是什么样的人(what they are)而非父母做了什么(what the parents do)。的确，父母是何种人必须透过行为来探讨，例如其人格是以何种方式来提髙、阻碍或者扭曲处在俄狄浦斯期的孩子的自体客体功能的。但是父母是否“适宜”儿童自体客体功能发展的决定性差别并非在于明显的性、虐待、伤害的行为或反应，而是在于程度较轻但被反复表达的有害行为或反应。

因此对于父母的抚养行为的性质判断不能仅看表面意义。例如，父母的溺爱也许会让儿童体会到难受、残酷、不关心和疏远。因为父母的过分的慈爱让他们没有机会表达应有的愤怒，这也就让他们无法真实的表达自己;相反的，儿童对于父母的严厉也许体会到的是父母对于自己能力的信任，让自己能够在愿望未得到满足的时候表达愤怒和需要。所以，整体而言，我们应该将注意力放在父母行为的形式而非内容上，才能判断父母行为对孩子是创伤性的还是有益的。

那么，如果父母没有妨碍孩子的情绪发展，我们是否就认为他们是近乎完美的父母呢•当然不是。俄狄浦斯期的儿童，有可能遭受到父母对年轻一代的嫉妒，或者在短暂的时间内对儿童产生某种程度的性欲。但是这些有瑕庇的反应若仅仅是适当的神入的偶尔发生的，那么可以被看作是恰到好处的失败(即适度性创伤)，能够帮助儿童内化和建立良好的人格结构。然而，如果俄狄浦斯期自体-客体的非神入的失败是长期的，如果他们不是源自父母偶发的情绪失衡而是源自父母严重的人格障碍，那么儿童则会体验到过度的焦虑。

这种病态性的焦虑以两种形式出现:原发和次发的俄狄浦斯期焦虑。其中原发焦虑是两种中较为基本的，它来自儿童对父母有缺陷的神入的回应，也就是对于无法支撑儿童缺陷的自体客体的回应。次发焦虑虽然是衍生物，但表现通常较为醒目。次发焦虑来自于以性和破坏幻想为特征的破碎的俄狄浦斯自体。如前所述，这一破碎的俄狄浦斯自体是用来代替本应深情和果敢的俄狄浦斯自体的，因此次发焉虑是原发焦虑未能得到良好处理的结果。

萨特在他的俄狄浦斯期，由于生父的早逝而独占了母亲。当他在高乃依的作品中读到“情人”这个词时，第一时间想到了母亲。另一方面，安娜•玛丽也在这一时期将全部的爱都倾注在了萨特身上。当安娜•玛丽在父母那受到委屈，便会转而向萨特诉苦寻求安慰。在外祖父家里，母亲对于萨特来讲不是保护者，相反是个需要被同情和安慰的被保护者。在这种独特的母子关系中，萨特所体会到的是一个关系密切但是非神入的，并带着性欲诱惑的母性自体客体，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萨特的“原发焦虑”。这种“原发焦虑”源自于萨特本不稳固的自体在俄狄浦斯期所遭受到新的威胁。萨特将这种自恋需要所引起的原发焦虑体会成了 “次发焦虑”-性欲化和敌意，他一方面对母亲保持迷恋状态，一方面厌恶和排斥男性，并逐渐的形成“自恋障碍性欲化”。这一结果影响了萨特一生与同性和异性关系的发展，萨特在青春期以及成年期的亲密关系中都表现出了带有“自恋障碍性欲化”特征的行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