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父去世之后，母亲安娜•玛丽带着萨特回到了位于巴黎西南郊默东的娘家，萨特的童年都在那里度过，一直到1911年。安娜•玛丽以一个年轻寡妇的身份回到娘家，自然不会受到礼遇。六年间，她像女佣一样的生活，没有工钱，不得擅自外出，而且还有门禁。如果表现的略有消极，就会被外祖父母认作包祇;如果太过积极，又会被外祖母认作要掌管门庭。因此安娜•玛丽总要看外祖父和外祖母的脸色行事，没有自己的主动权。这种寄人筒下的生活，让安娜•玛丽从“年轻的寡妇”慢慢的变成了 “有污点的处女”。在这个家里面，没有人将其看作独立的女性，就连萨特也包括在内。当别人跟他说“安娜·玛丽”是你的母亲时，萨特感到无法接受，他认为这个处处受到监视、对谁都屈从的“处女”，只是來伺候他的，不应受到尊重，更不可能是自己的母亲。在外祖父家共有三间卧室，外祖父一间，外祖母一间，还有一间就留给“孩子们”，也就是萨特和母亲。在萨特眼中，母亲与他“同样的微不足道，同样的受人供养。”安娜·玛丽被禁锢在家中，一是由于外祖父母禁止她单独外出，二是由于安娜•玛丽没有足够的零花钱让她应酬。偶尔参加朋友的聚会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回家，否则就会遭到外祖父和外祖母碟碟不休的责骂。这种“戴着锁链”的生活持续了十几年，直到安娜•玛丽与西芒(海军工程师)结婚后才得以结束。

在萨特眼中，安娜•玛丽的形象是一个“被遗弃的姑娘”，处在悲惨的境地，需要得到他人的保护和支持，她很少管教或者训斥萨特，更别提指导和教育萨特，这些都与“母亲”的形象大相径庭。但这并不妨碍安娜•玛丽与萨特的亲密关系。萨特与母亲的关系非常的融洽，亲密无间，两人默契十足，常常一个眼神就知道彼此的所思所想。母亲将萨特看成是自己的唯一财产，常常按照自己的喜好将萨特打扮成小姑娘。萨特对于母亲的行径并不反感，总是乐在其中。有时，萨特还充当着保护母亲受到其他男性骚扰的护卫角色。

因此，我认为萨特与母亲的关系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亲子关系。其一，安娜•玛丽并未真正的充当“母亲”角色，他并未从母亲角度去满足萨特的理想化需要和映镜性需要，甚至相反的，需要萨特满足她的自恋需要。年幼的萨特不仅丧失了满足自己自恋需要的机会，而且不得不更多的从母亲的角度出发，为她考虑，抚慰她的需要。其二，安娜•玛丽像个同龄玩伴一样与萨特共度童年时光，作为异性，萨特依赖于她又保护着她，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恋母情结”的表现。从自体心理学视角，我们也可以将其看成是萨特向母亲投注自恋力比多的同时，混合了客体力比多的投注。其三，安娜•玛丽与萨特之间的平等关系虽然未能让萨特感受到“全能上帝”的存在，但是却让其深深地感受到了 “亲密朋友”的默契。安娜•玛丽在与萨特肩并肩读书、喝咖啡以及共度午后时光的情境中实际上很好的充当了萨特的孪生自体客体，而这种全天候的陪伴潜移默化当中发展了他的才能与技巧——读书与写作。总之，安娜•玛丽的形象在萨特眼中是复杂而多样的，不管是作为自恋力比多的投注对象，还是客体力比多的投注对象，安娜•玛丽都对萨特的成长起到重大的影响作用，接下来我将以科赫特自体心理学视角具体论述俄狄浦斯期的母子关系对萨特的文学才能以及亲密关系影响。

自怜的大姐姐

1. 母亲形象的“垂直分裂”

在外祖父家生活期间，当大人们让萨特将安娜·玛丽视作母亲时，萨特总是感到不知所措，因为在他眼中安娜•玛丽的一举一动都透出了她的可怜和地位低下，.这样的形象无法与“母亲”画上等号。安娜•玛丽伺候萨特的生活起居，但她从不像母亲般的命令和训斥萨特，还常常请求萨特保护自己，并且诉说她所向往的萨特的未来，萨特觉得安娜•玛丽将自己看作“小男人”，“小侍从”，而自己则将安娜•玛丽看作“大姐姐”。在《词语》(2000)中，萨特曾详细描述这样一件事情。萨特在四岁时因为角膜病患了右眼斜白，安娜•玛丽认为这样的右眼很难看，因此给他留了长头发来遮住右眼，不仅如此，还给他穿上裙子，把他打扮成小姑娘的样子。这样的做法让外祖父非常反感，他担心这样下去自己的外孙会变得没有男子气概，但是一向顺从的安娜•玛丽依然我行我素。在萨特七岁的时候，外祖父忍无可忍，把外孙带到了理发店。当他们回到家时，安娜·玛丽震惊万分，躲到房间大声的哭泣。从自体心理学视角来看，这一事件通过安娜•玛丽对萨特形象设计以及形象变化的反应揭示出她在与萨特互动的过程当中的非神入的、自恋的反应模式。

科赫特认为，母亲在儿童的自恋平衡受到干扰而又重新建立前，对儿童的需求做出回应，可以避免创伤般的延迟，如果母亲反应的缺失是在可接受的范围，婴儿就会逐渐修正自己对于期待绝对完美的盲目的自信。也就是说，随着母亲神入时产生的每个错误，误解和延迟满足，婴儿会从原始的自体-客体中撤回一部分自恋力比多的投注，并且内化为一部分的心理结构，进而取代母亲作为维持自恋平衡的安抚和温暖的功能。因此，最早的母子关系中，最重要的层面是适度挫折的原则。适度挫折使得内在结构得以建立，并且提供了维持自恋平衡的安抚的能力和对张力的基本耐受力。然而，如果母亲的反应是不神入或者不可靠的，那么自恋力比多从原始自体-客体中的撤回就会受到困扰，并且无法进行变形性的内化。这时候，自恋力比多就会继续攀附于界限模糊的绝对完美的双亲影像和夸大自体，而无法发展出各种内部的功能以重建自恋平衡。

回溯安娜·玛丽的成长史，作为女性的她在童年期并未得到父母关于自己容貌的褒奖，她自然会认为自己的相貌丑陋，当她看到自己的儿子眼睛不正常时，希望通过将儿子打扮得漂亮，甚至打扮成女孩子来弥补自己童年的缺失。在这个过程当中，萨特是否喜欢这样的打扮，萨特是否接受这样的打扮，萨特想把自己打扮成什么样子被完完全全的忽视掉了。安娜•玛丽并未考虑到萨特的需求，而是在利用萨特满足自己的映镜性需要。萨特的顺从和配合呈现出的是萨特在这一刻否认掉自己。

另一方面，作为小女儿的她自小与父母的互动较少，以寡妇身份回到娘家后又受尽了白眼，卑微的生活让她看不到未来，萨特便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她的未来在这一刻只有通过萨特才能得以实现，她为萨特贴的标签-“小侍从”，“小男人”-其实都是在满足自己的理想化需要。在这个互动过程当中，萨特在前俄狄浦斯早期就未被满足的理想化需要和映镜性需要再一次的遭受创伤性挫折。值得注意的是，与前俄狄浦斯前期理想化双亲影像被压抑到潜意识当中而形成的“水平分裂”不同的是，理想化双亲影像和夸大自体在这一时期所遭受到的是“垂直分裂”，因为他本人的自恋需要的不恰当满足，并非源于母亲拒绝回应，而是源于母亲从自己角度出发的回应。因此萨特在这一时期并未像前俄狄浦斯早期那样否认母亲对自己的重要性，而是将母亲视作“亲密无间的大姐姐”。

2. 占有文字

科赫特认为，“垂直分裂”会导致个体否认原始的理想化双亲影像，无法将理想化自恋力比多不断的变形性内化到自体，因此“垂直分裂”状态的理想化双亲影像会以类似“恋物癖”的形式表达出来。个体对于某些物品的迷恋，并非是把它们当作替代的性对象，而是把它们当作理想化双亲影像的替代品，来满足自己固着在原始自体-客体上的理想化自恋需要。

具体说来，对于前俄狄浦斯期及俄狄浦斯期中创伤性地丧失理想化双亲影像(如失去理想化客体或者对其感到失望)，其结果是人格特定的自恋向度受到困扰。最恰当的情况是，儿童对于理想化客体逐渐感到失望，也可以说是儿童对于理想化客体的评估越来越现实，这样自恋力比多就会从理想化客体身上撤回，并且逐渐地内化，进而取得永久的心理结构，这种永久的心理结构以精神内在的方式，继续执行先前理想化的自体-客体已经达成的功能。然而，如果儿童因为创伤性地失去理想化客体，或者对理想化客体感到创伤性的(严重且突然地，或阶段上不恰当的)失望，恰当的内化过程就无法发生。那么儿童不能获得所需的内化结构，他的自恋力比多依然固着于原始的自体-客体上，而他的人格将毕生依赖于特定的客体，似乎是一种强烈的客体渴求。这些客体之所以受到强烈的追求以及依赖，不是因为他们本身的特质(他们本身的特征和作为，都只受到模糊的认识)，而是被用来取代童年的心理结构中未曾获得的某个功能。在自恋范畴内，若个体过早的对原始的理想化自体-客体感受到的创伤性失望，会广泛影响人格自恋平衡的能力(或者受到影响后重建的能力)的发展。例如，由此引发的“药物成瘾”的个案。他们所遭受的创伤，最常见的是对母亲感到极大的失望，这种失望主要源自母亲对于孩子的需要表现出不恰当的神入，而未能恰当的完成各项功能，比如作为刺激的壁皇(stimulus barrier);作为恰当剌激的供应者;帮助儿童解除紧张感等等。在理想化自体-客体发展的原始阶段遭受创伤性的失望，会使儿童无法将早年的积极经验(恰到好处的爱抚或者睡觉时得到安抚)内化。因此，这个人就一直固着在原始自体客体的层面上。成人后，他们在药物中寻觅原始的理想化自体-客体，但药物毕竟是药物，无法真正的取代爱或者被爱的客体，也不能取代与客体的关系，反而成为了心理结构某部分缺陷的替代物。

这些个案在接受分析时常发生退化现象，个案表现为对分析师或者分析过程上癒，这一移情关系可以看作是某种原始情境的重现。被分析者重新活化(reactivation)了对某种原始的、自恋经验到的自体-客体的需要，希望在分析师身上获得，这种需要是他本人不够完善的理想化超我所无法提供的。

科赫特的这一推论在萨特身上得到了印证，萨特对原始的理想化自体-客体的创伤性失望也以类似恋物癖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这种对于外在理想化客体的执着追求却促成了萨特的成功。因为萨特所表现出的类似恋物癖的形式是对“文字的控制”。

当萨特跟随母亲回到外祖父家中的那刻起便与书籍结下了缘，萨特在四五岁时就对书产生了好奇。他在《词语》中写道:“我在书丛里出生成长，大概也将在书丛里寿终正寝。在外祖父的办公室里到处是书......我早在不识字的时候就已经崇敬书籍，这些竖着的宝石.有的直立，有的斜放.有的像砖一样紧码在书柜架上，有的像廊坊一样堂而皇之地间隔矗立着.我感到我们家是靠了书才兴旺的。我在一间小小的圣殿里嬉戏，周围是一些方方厚厚的古代艺术珍品，它们亲眼目睹我出世，也将给我送终;书不离身使我有一个清静的过去，也使我有一个清静的未来。我偷偷地摸摸书、碰碰书，让双手有幸沾一点书上的尘土，但不知拿书做什么用......” (p.428)萨特之所以对书本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首先是有环境因素作为前提条件的。在外祖父家里，外祖父和外祖母都非常喜欢阅读。萨特形容自己的外祖父笨手笨脚，连扣手套这种小事都要让外祖母代劳，但在书柜里拿书翻书时却很麻利。外祖母也是手不离书，常常在午后安详的坐在窗前看书。每当这个时候，萨特被母亲要求不许出声，房间内极其安静，萨特会随之沉浸在一种“神圣的静穆中”。这种感觉强烈的吸引着萨特，让他对“方方的盒子”感到好奇，驱使着萨特去搜寻书中的宝藏。因此当萨特还不认字的时候，便提出了买书的要求。当外祖父将一本《布肖故事集》送给萨特时，萨特兴奋的举行了接受仪式。但是，对于不识字的小萨特，书本并未能够在他手中展现出魔力，他只能像玩具一样的把玩这书本，却无法真正的拥有它。安娜-玛丽在这一刻出现，向他展示了书本的魔力。安娜•玛丽的形象因为书而变得兒美有趣，让萨特震惊和欣喜:

“......我只得哭丧着脸把书放到母亲的膝盖上。她眼睛离幵了活计，抬起头对我说:‘你要我给你念什么啊，亲爱的•仙女吗•’我疑惑地问道:‘仙女•这里面讲仙女吗•’ ......我一个劲儿地瞅着安娜·玛丽，她是我每天清晨的侍女;我专心地听着她战战親棘的声音，这声音是由于她的地位低下所造成的。我喜欢她那些半句半句的话，姗姗来迟的词语。她说话时猛一上来很有把握.但很快就乱了阵脚，败下阵来，她的自信消失在悦耳动听的稀疏的话语中，但一阵減默之后，她的自信又重新抬头。故事，通过讲故事，她把内心的独白串连在二起了。她讲故事的时候，我们俩始终单独和秘密地在一起.远离人间，远离诸神，远离教士、好似两只带角的母鹿(母鹿没有角，意思是尤物)，和其他成仙的鹿在二起。”

当母亲为萨特读书时，那个“大姐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充满自信的母亲形象。从萨特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通过读书，萨特与母亲建立了一种新的连结，这种连结是只属于两个人的，私密而安全的。但是萨特那种缺失的理想化需要并未因此而得到真正的满足，因为虽然母亲在给他读书时表现出了自信、风趣、甚至全能的一面，但是母亲在读书时的过分投入，让他感到母亲独自占有了故事，那些美好的故事并非为他而发，当他随着母亲进入到故事中的时候，并未感觉到故事和母亲是属于自己的，而是有一种被占据的感觉。

“......(我)感到自己变成了另一个孩子;安娜一玛丽也是，也变成了另一个女人，带着“天眼通”瞎子的神情。我感到我是所有母亲的孩子，她则是所有孩子的母亲。母亲停下不念了.我生气地从她手里夺回书，夹在腋下走了，连谢也不谢一声。”

萨特对于母亲过分投入的读书表现出了愤怒，这种情绪源于一种完全控制的需要。当母亲为萨特读书时，萨特的理想化自恋力比多重新投注到了母亲身上，但是在萨特体会这种理想化时，母亲的表现被萨特理解为母亲的冷漠和自我，所以引发了萨特的自恋暴怒(Narcissistic rage)。这种控制的需要不仅引发了萨特的暴怒，也引发了萨特对母亲的嫉妒。他决心取代母亲，自己去探寻书中的故事。

“我拿着书躲到堆杂物的房间里，爬到一张有栏杆的铁床上摆出一副读书的样子:我顺着一行一行黑字往下看，一行也不跳过。我大声地给自己编讲故事，并且注意发清楚每个音节。家人无意撞见了我，——也许我故意让人撞见一喜出望外，决定教我识字。我很勤奋，活像初学教理的人，甚至于自己开小灶上课:我带着埃克多•马洛的《苦儿流浪记》爬到围栏式铁床上学起来。这个故事我记得很熟，一半靠死记硬背，一半靠连蒙带猜，反正我一页接着一页地往下念。等念完最后一页，我已经学会念书了......

......我欣喜若狂:这些像在标本盒里的植物一样被晒干的声音，现在也属于我了。”

那种希望能够控制一切的力量，让萨特将书本从母亲手中抢来，并且开始独自品尝书本，书本在萨特的手中犹如玩偶，萨特可以任意的去折腾他们，而他们又为萨特提供了一个个精彩绝伦的世界。这不但让萨特很快的学会了阅读，也让他感受到那曾一度缺失的理想化需要。由于在前俄狄浦斯早期的理想化需要的固着，萨特在俄狄浦斯期对于书本的痴迷淋漓尽致的表现出了萨特理想化自体-客体完全控制的需要。

很快，在六七岁时，萨特便开始了写作。从一开始的信笔涂鸦再到写自己的故事，“占有文字”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萨特晚年回忆道，自己曾很长一段时间将词语同事物混为一谈，自己和词语之间有一种亲密的所属关系。在这一关系中，萨特是所有者，文字可以满足他的一切需要，给他一个真实的世界。这种感觉塑造了萨特独特的写作风格，他在小说和戏剧中对人和物品的刻画总是让人称奇，如小说《恶心》中，他用“肥白如虫”形容手;“起伏不平的丘陵”形容脸;“黑色的精灵”形容树根。萨特用魔幻式的语言将文字如小说般的展现在读者面前。

对于“文字的占有”不仅如此，萨特甚至将文字奉为自己的上帝，将其上升为一种信仰。他在《词语》中写道:“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东西比书更为重要。我把书房看作教堂。”(P.434)在外祖父家，每个人的宗教信仰都不同，外祖父是新教徒，外祖母是天主教徒，而母亲没有信仰任何教派。每天晚饭，外祖父和外祖母都会拿彼此的信仰开涮，因此在萨特眼中宗教已经失去了力量，他不相信任何宗教。然而，萨特认为若没了信仰就会对死亡产生恐惧，如果一定要让什么成为信仰的话，文字当然是不二之选。这里顺便一提的是，科赫特在《自体的分析》中对夸大自体和理想化双亲影像作了这样的比喻:夸大自体(某种程度上对应于弗洛伊德所讲的纯化的享乐自我呈现出的关系类似于成人世界的国家之间的对立和偏见(一切好的都是内部的，一切坏的都是外面的)，而理想化双亲影像呈现的关系则类似于虔诚的基督徒和上帝的关系(包括神秘的融合)。所以，文字成为萨特的信仰是偶然也是必然，而这也无疑再次证明了 “文字”是萨特的理想化双亲影像的替代品。

萨特曾在自己的作品和文学创作中多次坦诚自己对文字的占有欲望，他甚至认为自己从九岁开始便患了 “写作神经官能症”。这个神经症让他相信世界上最美最伟大的事情便是写作。在《永别的仪式》中萨特同样坦言道“哲学家与文学家，我更乐意被称为文学家”，因为哲学会因为境况的变化而变化，而文学则可以让作者的想法永恒，让作者的生命不朽。

综上所述，萨特在前俄狄浦斯期和俄狄浦斯期的母子关系中所遭受到的创伤性挫折，让萨特的自恋力比多固着在理想化自体客体上，试图在母亲以外的客体上寻找替代性的客体来维持自恋平衡，对“文字的狂热”便是这一移情作用的表现之一，值得庆幸的是，这样的潜意识选择对萨特的文学创作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也促成了一代文豪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