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乐意赞同一位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对我的判断:我没有超我。(萨特用反讽的手法借用弗洛伊德的术语。他的意思是，没有受到父亲的任何影响。)”

“自由”是与“超我”相对的。父亲的形象意味着“超我”，而“超我”意味剥夺和压迫。因此在萨特看来，生父的早逝似乎是一件令人庆幸的事情，这让他免遭压迫、束缚，他可以自由的生活而无需屈从于他人。很明显，萨特对于父亲形象的定义强调的是管制和强势的一面，忽略了抚育和陪伴的一面。这一定义是片面的，源于萨特与生父极少的现实层面的互动。

“对我来说，父亲连一个影子都不是.连一个目光都不是。他和我，我们有一段时间在同一个地方使大地承受我们的体重，仅此而已。”

因此，在萨特眼中，生父便成了传说中的人物，他将母亲夺走，霸占母亲，禁锢母亲，他是掠夺者和侵略者。

生父的病重不仅让萨特失去了与同性抚养者良好互动的机会，也让萨特失去了与异性抚养者的良好互动。直到父亲去世，萨特才得以与母亲团聚。他在《词语》中这样描写与母亲重逢的体会，“我父亲一死，安娜一玛丽和我，我们突然从共同的噩梦中苏醒过来。我的病好了，而我们母子之间却产生了一桩误会:她带着母爱重新养育她从未真止离开过的儿子.而我却在一个陌生女人的膝盖上重新认识了母亲。”

重获母子关系并未能弥补萨特被寄养岁月里的缺失。生命初期与母亲的分离对萨特来讲也是无法弥补的损失，而这也使得生父离世对萨特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叠加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前俄狄浦斯早期理想化自体客体的缺失。

个体在生命初期无法分清自体与客体的区别，认为整个世界都在自己的掌控范围内。在前俄狄浦斯早期，为了保持原有自恋的平衡，个体会将自恋力比多投注于原始的自体客体身上，也就是抚养者身上。个体会理想化自己的抚养者，认为他们是全知全能的，完美的，可以满足自己的一切愿望。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与父母频繁且适宜的互动，在一些不切实际的愿望无法被满足的情况下，儿童能够慢慢放弃这种不现实的理想化，发展出现实感，将理想化双亲影像变形性内化到自己的人格当中，促进自我的形成。但是，如果父母在儿童前俄狄浦斯不能够从儿童角度出发满足儿童的适当需要，或者父母一方在儿童前俄狄浦斯期突然离去，那么自恋力比多的投注就会固着于理想化双亲影像上，自我的形成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然而，并非所有的儿童在前俄狄浦斯期遭受到父母一方忽然离去这类“创伤性事件”都会导致理想化的自恋固着。科赫特认为，在考虑个体与理想化自体客体之间创伤性事件(或创伤性失望)的同时，还要考虑儿童是否处于容易受到创伤的状态中，或者说儿童是否具有创伤敏感的特性。所谓创伤敏感特性往往源自于先天结构中许多脆弱点之间的互动，这些脆弱点往往是由于更早期的创伤性事件引起，儿童在遭受致病性的创伤之前就已经具备。当儿童携带着这些脆弱点遇到新的创伤性事件时就容易导致致病性的结果，即使这一事件的创伤程度较低。因此，同样是面对戏剧化的外在事件，例如父母一方的突然缺席(如离婚、死亡、精神病等)，不是所有的儿童都会出现理想化的自恋固着。这一事件是否能够导致理想化自恋固着的后果要在父母与儿童全部关系的历史脉络下来了解。

对于萨特来说，生父在前俄狄浦斯早期的去世仅仅是“种子”而已，围绕这个种子我们需要具体分析小萨特的心理发展过程。如果在父亲去世前，萨特的母亲能.够在萨特身边精心照料他，建立稳定而神入的连结，那么父亲的"缺席”也许会成为推动萨特心理发展的契机，让萨特能够将自恋力比多从自体客体身上撤回到用于心理结构的建构。又或者在萨特生父重病或去世时能够及时出现一个替代者(继父母)神入的投入到关系当中，那么这一 “悲剧事件”也可以成为萨特成熟和独立的助推器。尽管生父去世后，萨特与母亲回到外祖父家中，但是这一神入的替代者形象并未能够适时的出现。所以，在生父病重期间，萨特周围并没有可以利用的资源，使得萨特的自恋力比多无法从理想化的自体客体中撤回，进而导致自恋固着，阻碍变形性内化和心理结构的建构。

父母形象的“水平分裂”

萨特在前俄狄浦斯早期自恋力比多的理想化固着源于父母双方的忽略和拒绝，因此具体表现为理想化自体客体的“水平分裂”，即原始的理想化双亲影像被压抑到了潜意识当中，不被个体所觉察。如前所述，《词语》(2000)中，生父去世对他来说好像事不关己，他更多的表达了失去生父的“自由”而非悲伤。对于母亲，由于被寄养，萨特在这一时期也未能够真正的与母亲产生连结。

理想化自体客体的“水平分裂”给萨特带来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因为理想化自体客体在前俄狄浦斯早期的“水平分裂”，萨特并未因为失去父亲或者与母亲分离而感受到极大的丧失感，相反萨特认为自己因为在前俄狄浦斯期未受到父亲“权势的腐蚀”，因此从小便不受任何权威和命令的影响，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成长。他不懂服从也就不会向他人下命令，这不仅给了自己自由，也给了别人自由。这种体验可以看作是萨特存在主义“自由观”产生的胚芽。另一方面，“水平分裂”也对萨特的心理结构的形成产生了消极影响。如前所说，萨特的理想化需要在变形性内化的过程中受阻，导致自我的控制力相对较差，心理结构脆弱，需要不断地依附于外在客体来发挥自我的功能。首先，这表现在萨特不愿意做一个成年人。大约20岁时，他写了一首长诗，形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表述的意思很清楚:这是一首小男孩不愿长大的儿歌。其中有一段是:“我不想认真，我不想长大;我今年才14，我想永远不要到18岁!”这的确是他的心声。他厌恶成年人，既厌恶别的成年人，也厌恶自己将要走向成年。由于不适应成人社会的要求.以及对不可避免地进入这一社会而产生的焦虑，大约在30岁时他还出现了一次极为严重的精神危机。其次，此阶段的水平分裂也为萨特在俄狄浦斯期开始表现出的“自恋障碍性欲化”埋下了伏笔，萨特在成年后的亲密关系中表现出的不稳定、频繁更换伴侶、性爱关系中的不完整感以及同性恋倾向都可以从此找到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