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针对“群体”这一分析要素而展开的群体性事件研究，重点关注山参与者所形成的“群体”的结构及性质。虽然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群体性事件参与者受非理性因素支配的、无组织的集群行为，并把它看作是“群体性事件”的本质特征，位却有更多研究者将群体性事件视为“理性的”、“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实际上，我国学者所界定的“群体性事件”涵盖多种类型、性质的群体行为，并表现为“集群行为”和"集体行动”两种形态及其混合物。相应地，研究者主要从参与者的人群结构及社会经济特征层面，通过分析参与者的参与意愿、诉求、行动能力及组织机制，来探讨"分散的个体如何经过组织动员形成具备共同行动意愿和行动能力的群体”，进而阐明群体性事件的诱因、性质及影响。在现实层面，由于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主要是利益受损的普通民众，“群体”实际上就多指向在利益表达、资源分配、权力占有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底层民众——他们有较为强烈的社会剥夺感、不满情绪及法不责众心理，但却缺乏有效的制度化利益实现机制，易于采用“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行动策略。

其次，针对“事件”这一分析要素展开的群体性事件研究，重点关注由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行动所诱发的“事件”的要素及其社会影响。从学理层面上讲，“事件”这一分析要素往往意味着在特定时空内对相关主体产生影响的关系、结构和过程，并涉及作为行动连续谱的事件过程及作为行动后果的事件影响。

针对“行动”这一分析要素而展开的群体性事件研究，重点关注相关主体的行动类型、行动手段、行动过程及行动策略，并理清“事件”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在学理上，勾连起“群体”与“事件”这两个要素的中介性分析要素正是“行动”。与此相应，分析“群体性事件”最为接近和可用的学术资源就是“集体行动”理论3 2在这一理论视角下，研究者主要从“参与者行动意愿、行动能力以及制度性代替选择缺失三个方面来探讨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行动方式和行动逻辑”。3而在现实层面，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化利益表达和纠纷化解渠道，以及稳定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化的事件应对策略，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往往釆取“道义经济抗争”、“依法抗争”等行动方式及行动策略。

最后，针对“制度”这一分析要素而展开的群体性事件研究，则重点关注群体性事件的制度根源性。当分散的个体集结成群，通过某些共同行动来实现其利益诉求、并在客观上导致特定“事件”发生时，群体性事件中各方行动背后的制度框架就不可回避。相应地，这一类研究者主要从制度化利益表达、权益维护及纠纷解决机制缺失角度，探讨群体性事件的诱因，并主张通过建立合法的、规范的利益表达及诉求实现机制，来消减群体性事件。

在学理层面，研究者主要从宏观制度结构和微观制度执行两个角度展开分析:一部分研究者从宏观制度体系层面，关注我国司法制度、行政管理制度、政治参与制度、权力监督制度等正式制度的不完善、不作为问题，进而探讨作为‘‘制度外”抗争行动的群体性事件的制度性根源。另外一部分研究者则从利益表达、诉求实现的具体过程层面，关注国家及其代理机构在与群体性事件参与者互动过程中的制度规范问题。而就现实层面而言，由于我国基层社会尚缺乏充分的法治土壤、发育良好的社会组织以及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群体性事件多表现为"组织化程度低、制度化程度低、改变现状诉求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