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个体从农村进入城市扎根，经历着脱离农业文化融入城市文化及体制变化的阵痛。与计划经济时期不同，市场经济改革之后，个体日益暴露在多元价值观的冲击下，我是谁？我要如何生活？成为个体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个体化转型期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也使不得不为自己作出选择与决定的个体将自己重塑成自己想要成为的人。“重要的不是你所处的位置，而是你面朝的方向。” “你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想成为谁。”成为当下许多年轻人激励自己不断朝着理想自我前进的座右铭。

1、我是谁？我要如何生活？

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国人既体验了生活境况和生涯模式的激烈变化，也经历了个体化进程在主观方面的同等激烈的变化。日常生活中，新的价值观无时无刻不在重塑着人际关系、交换、制度和仪式中的文化。不过，现实中的个体，尤其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年轻个体，在城市中追求美好浪漫的亲密关系、感兴趣的工作，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和自主决定权，乃至试图尝试一种不同于传统生活方式，但受到传统观念与来自家庭、社会的制约乃至阻碍，这在一定程度上令个体陷入趟她的处境。

例如，很多像多妞一样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渴望留在城市里生活，她们认为“这里不仅拥有更好的生活、娱乐设施，同时城市也拥有更为松散也更为自由的人际关系网络”。但是，他们必须面对来自传统家庭的压力，这些年轻的个体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家庭，或集体的管制与监控中挣脱的阵痛。

我是带着全家人的骄傲和希望出来的，从小我就是全家人的骄傲，在我们这些出身在普通家庭的孩子，读书读好书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所以只要我读书需要，父母就算是借钱也会给我，那是他们的血汗钱，我不能辜负他们。

锐超先生是一名医生，从安徽老家考进某医科大学后，他去了金山区一家医院工作。尽管他每天都在救死扶伤，但他拯救的了别人的生命和疾病，却拯救不了自己的心理困扰。

一方面，不管我做什么决定我都得首先考虑家庭和父母的意见和需要，但是一个人在上海生活了这么多年，我和父母的价值观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平时一些伤心事或是我知道他们不同意的事情，我都不愿意和他们说，说了他们也理解不了我。他们不了解我的生活，却要干涉我的生法，时间长了，我经常会因为一些事情和他们有分歧而争吵，这常常让我觉得很自责，我不忍心反对他们让他们伤心。我觉得很痛苦，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在上海拼搏，一个人在奋斗，我觉得好累好累。

在一次团体心理咨询中，一位中年的男性学员在心理剧的扮演中这样诉说着自己的困境：

我觉得很烦躁，被妻子、丈夫、孩子或工作的要求所海没。我的生命正里我远去，而我还没有实现我希望成就的任何伟大事业。有价值的事务正从我的生活中消失。

我该做些什么？我该如何行动？我要成为谁？这个问题对于生活在晚期现代性场景中的每个人都是核心问题。在任何水平上，无论是话语性的还是通过日常的社会行为，她们都是我们所要回答的问题。

2、进取自我的心理压力

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胜利，个体不得不凭借自己的权力和能力，和各种不同的个人与组织打交道，发展横向的社会交往，从而形成自己的社会网络，进而将自己重塑成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小琪是沪上一所知名高校的大四本科生，从新疆考到上海，并想在上海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对她而言，想要在上海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和上海市户口，获得优质生活的保障，她必须不断进取：想要在上海这样掉一块砖头都能碰死七八个名牌大学毕业生，还有两个是项士生的城市里脱颖而出，等着别人来发现你是很困难的。我们得先发现自己，改造自己！

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之后，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带来了大批在城市里“独自拼搏”的个体。为了发展出一个能够适应城市竞争生活的另一个自我，个体甚至会将自己打造成另外一个人。有关城里打工的农村女孩的研究生动描述了未满法定工作年龄的女孩借用堂姐、表姐或朋友的身份证，时间一长，她们边也将自己认作是身份证上的那个人，自己的真实名字反倒变的陌生。还有一些女孩在极其有限的业余时间里报名上商业培训班，为的是学习新的工作技能一伙的更高的职位。

不过，重塑自我的压力不仅给个人增添了更多责任，也给她们带来了新的心理负担。一边是市场竞争愈演愈烈，另一边则是家庭、亲属社会支持体系断裂、社会福利体系缺位，他们被迫承担起自我责任，自我重建，也由此使得不少人患上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