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的既有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视角。一是心理学视角，这类研究主要将心理咨询视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和实践，着力于探讨如何促进心理咨询更好地本土化，改善国民心理健康状况。这一类研究是现有的心理咨询现象研究的主体。二是经济学视角，将心理咨询看作一个新兴产业，分析这个产业的现状、前景，以及有效的营销发展战略等。纵观这两种视角对心理咨询兴起原因的研究都不约而同的将心理咨询兴起的原因归结为社会转型期社会心理问题急剧增加，个体心理健康状况恶化；政府在80年代后逐渐重视和支持心理咨询的发展。然而，这并不能解释在“集体主义”文化至上的中国，标榜“个体化与自由”的心理咨询为何能够得到如此快速的发展，而不是传统的心理诉求方式，如与家人?倾诉、找领导谈心，或是回归传统中国的儒道佛哲学体系。心理咨询兴起的背后揭示了个体的何种意识认同？体现了社会结构什么样的转变？政府为什么要对这个领域给予关注和支持？这体现了国家怎样的需求？这些都是心理学和经济学不曾回答的问题。社会学的视角的引入，必将对心理咨询研究填补一片重要的空白。

虽然对于心理咨询现象的社会学研究甚少，但Ian Roiy Owen 1993年在他的题为“Towards a Sociology of Psychotherapy”的文章中对社会学应该如何研究心理咨询现象进行了非常有启发性的方法论的探讨：心理咨询是一种“社会存在”......心理咨询的社会学研究，是将咨询师与来访者的关系放到一个更宽泛的社会合谋或社会冲突的背景中去研究。......（它的）目标是分析心理咨询过程中与过程外的特别事件......心理咨询的社会学研究应该剖析具体治疗过程及之后的事件，治疗应该被放在与社会核心冲突，社会强制，文化的意义和价值的大背景的比较中来考察。我们应该既关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原理，也关注心理咨询所暗示给来访者所谓的“正确的生活方式”，应该研究心理咨询中暗含的、隐秘的意识形态，并且将它们直接与（咨询师）解释的方式和发生的具体情境接合起来。如果我们能发现一些描述人们感觉到他们应该如何去正确的生活，以及遵循什么样的生活规则的话，那么心理咨询将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中得到解读。在社会学当中，有不少经典研究与此有关，比如欧文?戈夫曼（E.Goffman)对偏差行为以及有关精神疾病与心理学的论述等。在戈夫曼看来，精神疾病不仅是因为某些生理上或神经学上的失常所产生的症状，而且是与公共场所行为期望相违背的结果。他表示：“精神症状既不是它们本身，也不是被标记的事物；精神症状是个体公开对他人的声称行动，而且他对自己的假设是社会组织所不允许的。假使病患仍然持续他的症状行为，他将会在成员心中造成组织混乱”。在《收容所》中，他提出“全控机构”的概念。全控机构概念是指监狱、军队、精神病院、修道院等机构，它们的特征是将住院者生活的所有细节都划归单一权威来管理，而个体的权利在全控机构中经常会遭受剥夺。至于全控机构中管理人员的角色，他们通常苟刻地限制住院者与机构以外人们的交流，以建立住院者一种“与过去角色的深层断裂”（deep initial break with past roles）。

除了注意到咨询师与来访者的不平等关系之外，我们还应当投向更广大的研究视野。以下两个议题值得引起重视：第一，应当置于社会经历总体性的结构转型的大视域下，为心理咨询提供发生学的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可以和波兰尼的“大转型”以及布洛维的“第二次大转型”相提并论。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社会转型浓缩了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变革，它超越了常规的社会变迁，具有文明转折的意涵。在此背景下，2001年8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制定《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标准》；2002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开始在辽宁省进行试点培训、考试；2003年，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全国进行正式的全国统一鉴定考试。此后，心理咨询行业在中国的发展空前繁荣。第二，以社会学的“强干预”与“弱干预”，对心理咨询成为一个产业背后的国家意识形态支持和市场逻辑的渗透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