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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日期:2013年3月28日 编辑:shphao 有3440位读者读过此文 【字体:
个体与社会化关系

 

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最本源的研究问题之一。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体系当中,有关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即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与社会互动论。持社会唯实论的学者认为,社会是独立个体之外,并且凌驾于个体之上的客观存在;而在社会唯名论者看来,个体是真正存在的,而社会不过是个人及其行为的一种集合;社会互动论者则试图调和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的之间的紧张,将个体组成的社会和社会化的个体视为一种双重互动的关系。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对于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的论述给与重新界定,他们认为个体是能动自治的主体,进而反对国家干预、主张恢复古典自由原则、推行放任主义,要求保护和发展个人权利与个人自由,关注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对新自由主义流派个体化理论的挑战与反叛,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兴起社会个体化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有鲍曼、贝克、吉登斯等。该理论聚焦于与日俱增的来自个体、同时也强制性施加于个体的,对于个体化、个体选择、个体自由的要求,以及个体对社会群体、国家复杂而不可避免的依赖之间的矛盾与张力。可以说,社会个体化理论已经不再仅仅关注个体权利与个体自由的加强与维护,而是将焦点从个人解放、生存机会的问题转移到生活方式选择的问题。

对个体化理论最为经典的研究来自乌尔里希?贝克,他在《风险社会》第一次提到“个体化”概念。20世纪80年代中期,贝克宣称,西方发达社会已经进入了以日益增长的现代性风险和社会个体化为特征的“第二现代性”的新时期。根据贝克的观点,个体化意味着,个体与社会关系的绝对性转变,在工业社会中,自我激进的现代性将个体从先前围绕个体周围的社会关系,如家庭、亲属关系、性别、阶级中解放出来,并且在风险社会中不断复制。T贝克在《个体化》的序言中指出,从普世化的视角看个体化具有四个基本特征:(1)去传统化;(2)个体的制度化抽离和再嵌入;(3)被迫追寻“为自己而活”,缺乏真正的个性;(4)系统风险的生平内在化。在贝克看来,个体化并不像许多人所设想的那样,意味个人获得越来越多的选择自由,并借此使个人更具有个性和独特性,个体化的实质是制度性动力推动的结果。阎云翔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代的个体化命题的新颖之处在于“它致力于处理的是以下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面是个体性日益增长的需求、施加于个体的选择和自由,另一方面是这些个体对社会制度复杂而无可避免的依赖。”

然而,早期的社会个体化理论并不具有普世的解释力,阎云翔指出,“个体化论题同样也有两个前提:在理论层面上,它声称与新自由主义对立,并暗地里反对自由主义和古典个体主义;在社会层面上,它是在文化民主、福利国家和古典个体主义背景下来界定个体化进程的。但是,这些前提主要涉及西欧的历史和现实。对这两个前提的强调,实际上使个体化论题局限于具有特殊性的欧洲第二现代性,或者说局限于西欧社会。倘若我们把这两个前提和这四项基本特征分离开来,那么就能看到,个体化实际上是我们时代的一种全球趋势。”贝克在他的新书《个体化》中坦率的表明,“欧洲模式想当然地认为,资本主义市场中的工具关系在后福利国家中元转,引发了个体化进程,文化民主化的观念己经渗入该过程中。这种说法对中国的个体化进程而言并不成立。中国既没有文化嵌入到民主,也没有福利国家。此外,与欧洲的个体化不同,中国的个体化并未制度性地维系宇一个基本权利系统(家庭法和劳动法)……这种有关现代性的观点试图证明自反性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重要性。有人正确地指出,这种观点预设了欧洲或西方的参照框架,忽略了一个问题:在现代性刚刚站稳脚跟的地区,自反性意味着什么。必须以系统的方式进一步发展这种关于第二现代性的理论,以免我们的视线受到干扰。”

因此,贝克提出应当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下解读“个体化”,明确把欧洲以外的国家纳入进来,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个体化的不同种类。不容忽视的是,阎云翔对中国的个体化路径也曾给予系统而深入的阐述。与贝克不同,阎云翔着重关注个体化进程的主观领域,并将个体化论题和尼古拉斯?罗斯的“事业自我”概念之间进行了一个有趣的比较,即中国的“奋斗个体化”的形成过程与“事业自我”是对立的。他在研究中发现,(奋斗的个体化)在重塑自我的压力下不仅创造出一种自我承担与自我发展的责任,同时也对中国个体形成一种心理上的负担,“许多中国人在日益增长的市场竞争与来自家庭、亲友、国家等社会支持不断减少、断裂的双重挤压下,正在遭受着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权威国家取消了社会保障和对集体的义务,正试图设置严密的个体控制网络,给内在于个体化进程中的政治参与诉求设置界限。个体权利被视为特别待遇给予承认,而不是作为公民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个体化是政府需要的,不过政府同时也在努力约束个体化,使其与官方弘扬的国家价值和家庭价值相维系。”在此意义上,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转型具有双重面向,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张力应当成为检讨个体化转向的题中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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