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心理弹性研究已历经近四十年，它从一个极少数人感兴趣的现象学研究成长为目前心理学领域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研究者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弹性研究在心理学分支学科如儿童发展心理学、咨询心理学地位举足轻重，其影响也延伸至其他学科如精神病学、教育学、管理学和社会学。考察心理弹性研究的历史演进，无疑有助于理清其发展脉络。

1、心理弹性研究范式的缘起

心理弹性研究源于几个纵向研究所发现的‘意外”结果。这些研究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而其研究结果则在20世纪70、80年代陆续发表。这些研究发现处于危险境地(at-risk)的儿童并没有呈现单一的“糟糕”发展结果(出现社会适应困难以及心理与行为问题)，高达三分之一儿童发展良好(有弹性的)，似乎并没有受到逆境因素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并非是个别，有研究发现，即使是经历了十分严重的和压力和逆境，总体来看，发展出明显心理疾患的青少年亦不过半数。这些现象对当时主流研究者所秉信的危险环境下儿童发展结果确定性的线性关系提出了质疑。在整个20世纪，基于心理病理的危险因素研究盛行于心理学领域，研究者热衷于探讨各种各样危险因子与心理或行为问题关系。早期的危险因素研究使人们确信：逆境对儿童发展的不利影响是绝对的和普遍无差异的。在高危和压力下的儿童发展必然导致适应不良的线性因果深入人心。尽管也有研究发现尽管有些人儿时经历了严重的压力或逆境，长大成人后却功能完好，甚至还很优秀，但这些例子被认为是个别的，不具有代表性。因而其重要意义却被忽视，这种多样性的发展结果潜藏于这股研究潮流之下，直至到20世纪70年后代越来越多心理弹性相关研究结果浮出水面。儿童在逆境或压力下存在多样性发展可能:一些青少年在逆境和压力产生了心理病症和行为问题：而一些青少年却没有受到高危经历的影响，在经历了严重不幸后，甚至变得更坚强了。暴露于危险因素下儿童发展的因果确定性在解释这类现象显得苍白无力，高危环境中儿童和青少年发展结果的多样性和弹性儿童存在的普遍性构成了儿童发展研究的新范式：心理弹性研究。这一新的研究范式也得益于临床咨询的经验证据。临床工作者发现只关注如何消解或降低负面因素并不能真正解决来访者的问题。研究者因此开始重视从来访者寻找自身正向、积极的因素来重新建构新的生活方式。

2、心理弹性研究的发展脉络

从心理弹性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历程来看，这一研究领域的研究者由寡到众，一些研究者更是倾注了满腔热情和毕生的心血，因此其成果也日益丰富。深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20世纪50-70、80年代是其奠基发展期，多为纵向的定性研究，研究者集中于个体心理弹性特质的识别;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是其快速发展期，众多的理论框架和模型相继被提出，量化工具也开始得到应用；20世纪90年代末到现在，可说是心理弹性研究的反思深化期，几篇有分量的综述与回顾性研究论述了心理弹性研究的困境和前景。

（1）心理弹性研究的奠基与发展(20世纪50-70、80年代)：现象学研究

心理弹性研究的兴起与源于现象学的纵向研究结果密不可分。Wemer和Smith对夏威夷考艾岛的一个村庄所进行的长期追踪研究成为弹性的先导。这项研究始于1955，接近200名儿童从总数为700中选出，他们被认为是处于危险情形中:父母有严重的心理问题、贫穷、生活不稳定、产博士学位论文第一章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期风险。但在其18年后再次评定，他们发现这些儿童有72名长大后在学校成绩、人际关系或生活适应上有良好表现，他们为自己提出了现实目标和期望。这一研究表明处于危险环境中的儿童并不必然出现人们所预料的种种适应问题，将近1/3儿童仍然能够正常发展，这一令人意外的发现震惊了研究者和媒体。稍后人们陆续发现这种发展的差异性现象并不是个别的，而是在儿童青少年发展中普遍存在。这些令人敬佩的儿童被称“坚不可摧”(invulnerability)的儿童。但人们很快认识到“坚不可摧”一词过于绝对化、并不符合事实，于是抗压、弹性等词语逐渐取而代之。那么，从危险环境中幸免的儿童青少年具有什么特征呢?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回应使得以往研究者突破了基于危险性因素的传统研究视野，开始转向个体内在的积极因素:个体心理弹性特质。

如何识别弹性儿童是寻找和确定心理弹性特质研究的前提。但出乎意料的是，这种看似简单的任务却使研究者感受到了巨大的困难，即人们采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估经历过危险环境儿童的发展功能莫衷一是，很难形成一致，这也导致了弹性概念和操作化上几十年的争议不断。一些研究从外部入手，采用外显的行为和功能评估，如重要发展任务;一些研究则从更为强调内部标准，如主观幸福感等，他们质疑外在看似完好的个体可能仍会受到困扰。近年来的研究则有融合二者的趋势，如Masten等人提出的每个年龄段重要发展任务层级表。尽管如此，一些有助儿童青少年“抵御”危险环境或逆境的弹性特质还是得到了普遍认同，这些因子包括:希望、感激、创造、幽默、乐观、内控、积极自尊、高自我效能、生活意义的识别、高家庭支持和外部支持系统。wemer认为弹性儿童有着其独特的特征:看待问题更加地积极;常具有良好性格，易于相处，并能与自身的重要他人有着密切联系，更好地利用自身的内外部资源，更富于技巧的应对，这将为他们获得了更多关注，并从中获得更有益于自身的自我观念;(3)不惧生活中的挑战，对自身的目标始终坚持对生活的控制感，相信生活有意义并能控制自己的生活，这种对生活的掌控和对未来的清晰把握维持个体生活的秩序和结构。这一时期对弹性的定义也多是对这些特质的概括。

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注意到，影响儿童和青少年发展不仅与他们自身的个性特质密切关联，在这其中，家庭、社区、学校等社会联结系统对促进儿童弹性发展也有不可忽视的力量。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弹性儿童的保护性因素逐渐成为统合这些弹性影响因素的概念。研究者的努力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发现了一些对良好适应和心理弹性发展起积极作用的因素。但这些因素在促进儿童青少年心理弹性的过程中起何作用，这一时期的心理弹性研究并没有给出系统、一致的阐释。

（2）心理弹性研究的快速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系统研究

在几乎所有的文献中，心理弹性的保护性因素大致都分为三类:个体、家庭和社会(家庭以外)因素。例如，oarmezy、Masten和oarmezy认为，心理弹性至少是三维度的，包括人格、家庭凝聚力和外部支持。这些保护性因素的识别促进了人们对弹性的认知，有助于区分个体因素与环境的客观特征，特别是对后来的弹性干预提供了框架。但如多数研究那样，研究者似乎更热衷于找到更多的因素或特质，而且这些因素看起来只是简单的被罗列或穷尽，看起来如一颗颗“分崩离析”珍珠，却并不能帮助我们深刻领悟人与环境、因素与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例如许多研究都表明社会支持是导致儿童弹性的一个重要的保护性因素，但有研究发现，社会支持的作用受到社会经济地位、教育和控制点诸多因素的影响，且这些影响并不是诸因素的简单相加，这些因素的作用很可能是呈几何水平增长的。因此建构弹性的因素间作过程模型或理论就提到日程上来。

弹性研究者逐渐意识到个体的发展更可能是围绕个体诸多系统的集合结果，因而系统理论成为诸多学者弹性理论模型建构的元理论。研究者据此来重新解释弹性，强调心理弹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甲]或是包括了多个过程，重视对弹性特征形成的过程描述和解释，即导致个体形成弹性特征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是否形成新的特征和保护因子?在应对逆境、改变或挑战中能形成或提高他们的弹性能吗?心理弹性的概念这时也更多反映了过程论的观点。弹性过程模型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就整体而言，重大挫折或生活事件对个体具有普遍性，这些生命中的重要变化无疑会干扰其原来的发展状态，这些干扰会唤起正常的应对方式，结果可能是放弃、无助或者是寻找到更好的推动。最早Gezy等人提出了心理弹性的补偿模型来描述个体发展过程中保护性因子与危险因子的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使得个体尽管面临压力情景下保持平衡，防止出现消极发展结果。该模型阐述了个性、能力、压力的关系，认为压力源能够降低能力而个性特征则能够提高胜任力。Gezy等人还提出挑战模型，个体并没有在生活中的压力或逆境面前趋于消极，反而是将这些挫折视为能力提高的潜在机会。上述心理弹性的发生机制模型总的来说都属于对弹性过程的线性描述。一些研究者在这些模型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心理弹性的圆形(环形)交互挑战模型，用来描述自我和七个弹性特征的交互作用。不难发现，心理弹性的内涵在这些研究中得到了拓展和深化:心理弹性具有多种层次或水平，它在通常意义上用来描述个体克服消极生活经历和应对压力的能力，而在更高水平上，心理弹性能使人保持积极生活态度，勇于承担新的责任，能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生活，并直面生活的挫折，在此中寻求挑战自我学习能力的体验，寻求与他人更为深层的联结[27]。研究者构建心理弹性作用模型的努力使得我们能够透过纷繁的表明因素，开始触及弹性过程在个体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研究者的视野也因此从个体特质转向更为广阔的系统层面，例如青少年与环境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成为研究的焦点。心理弹性的研究范围得到更大程度上的扩展，生物的、社会的(家庭、社区)乃及文化的内容被整合纳入心理弹性研究框架。心理弹性的研究对象也在纵向和横向两方面得到扩展:从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弹性的研究扩展到对成人心理弹性的研究;从对个人心理弹性的研究扩展到对夫妻或家庭心理弹性、社区心理弹性(eommunity:esilience)、社会生态弹性乃至文化弹性的研究。心理弹性的分支研究开始显现，例如家庭心理弹性、社区心理弹性、文化心理弹性等成为弹性研究领域新的主题或方向。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弹性理论有:Richardson提出的身心灵动态平衡模型;Mandeleo&Peery提出的关于儿童心理弹性的系统模型以及Kumpfer提出的弹性框架。3心理弹性研究的反思深化期(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现场干预

这一时期有一个重要的研究趋势是理论的检验与应用，承接了上一个时期理论模型的涌现，一些基于“心理弹性理论框架”的实践方案和工程开始提出。如西雅图社会性发展工程，致力于防止和减少青少年危险行为、违法违纪及其他行为主题;国家弹性发展法案，旨在提请国家政府在“9.11”后，通过多种措施保护和增进公众心理健康。这些工程或发展都是基于弹性理论和相关研究成果而制定的，实质上就是对这些心理弹性理论进行现场化的实验检验，以促进干预的效果和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同时，对弹性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反思也在这一个时期悄然兴起，引领着弹性研究走向深化。首先弹性概念的日益扩展使得这一概念更加宽泛化，人们越发难以把握弹性的实质。以Richaradson为代表的学者试图在更深层次探讨弹性的本质，注重对重整的能量(力量)的源泉探讨，他提出:每个人自身都具有一种激发力量，它激励人们去追求智慧、自我实现、利他主义、用一种精神的力量达到和谐，这种力量即弹性。如同哲学上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心理弹性研究再次转向对个体内在的动力或精神力量本源的探索。同时这种探索也是由于研究者发现生态化的弹性干预在实践中存在着很多的困难。

一些研究者早已注意到这种实现其潜能的驱动力量。人本主义学家马斯洛将它作为一种层级需要。Dunn发现精神灵性和灵性特质是弹性重整的极为显著的预测指标。Flach则认为弹性是一种每个人都具有的自我保护适应能力。Deci和Ryan(2000)称它为自我决定。Ri ardson的研究认为弹性是在每个人内在的促使人追求自我实现、利他主义、智慧、和谐的自我奋斗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心理弹性的这一定义是指一种核心弹性(coreresilience)，个体所经历的不幸或重整都会导致个体增加或减少他的核心弹性能量，个体在应对不幸生活事件时所做的不断选择或弹性重整就是核心弹性的形成过程。因此核心弹性结构的测量与众多弹性特质研究有所区别。KemPaton认为这种更深层次的弹性是注意、洞察、和选择的联合，使人们能挖掘个体潜藏于危机下的能量和促进精神灵性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