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眠能够极大的扩展当事人的记忆容量，帮助警察、刑侦人员利用到更多的、可能被忽视掉的信息、线索，曾经被广泛地应用到刑侦、司法领域。

100年前曾经有人探讨了催眠应用于侦察与司法的可能性，但那时人们对于催眠普遍持否定态度(人们对于麦斯墨被法国皇家科学院否定可能还一记忆犹新吧)，和者寥寥，甚至美国于1897年的一则判例中直接宣称“联邦政府的法律不认可催眠”。此后70年间，美国司法基本不谈催眠。1968年，加州最高法院在一起案件的审理中，首次认可催眠记忆;随后，由于心理学家马丁.泽赖与洛杉矶警方的成功合作，催眠在美国司法界的应用迅速推广，到高峰时，曾有2/3的州承认催眠在司法中应用合法，认定源于催眠的证据与来自于其它途径的证据具有等效性;以色列于1973年开始将催眠应用于刑事案件的侦查，并认为能够有效地加快受害人或者证人回忆信息的进程，促进他们回忆起许多重要的事实和案件的细节。并发展出应用催眠侦察时所必须遵循的一套原则。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累积的相关数据迅速扩大，人们对于在司法应用中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积极推广转向了谨慎的探索，部分法律专家和心理学家甚至公开反对。现在，即使在美国也仅少数州谨慎采信来自催眠的证据，多数州已开始全面禁止采集催眠的证据。

人们对于催眠的态度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变化，主要源于对催眠属性及记忆属性的认识的深入。早期对于催眠全面的肯定，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被遗忘的材料不过是“被压抑到”潜意识，不被意识认识到而已，通过的适当的方式，比如自由联想、催眠即可提取出来，甚至可以回忆起早年的、现在已经遗忘了的、根本不能回忆起的早年经历。在这一期间，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一记忆的广度上(希望提取更多的记忆)。诚然，催眠条件下，人们可以“回忆”起更多的材料，甚至更多的细节，但是，这是以牺牲记忆的准确性为前提的。有关一记忆的理论认为，记忆过程分为信息贮存与信息再提取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存储的信息会逐渐衰退，提取的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歪曲与扭曲的现象，尤其是在某些社会信息的诱导下，更容易出现这些扭曲现象。而催眠的实质，则被认为是一种社会认知现象，这种社会现象会与施术者与被试的生活阅历、生活经验等密切相关，换句话来说，即是催眠有可能诱导信息再提取的歪曲与失真。实验研究也证实，催眠条件下，被试可以提取更多的信息，不正确的、歪曲的信息也明显地增多了。

另外，由于选择不适当的被试，选择不适当的催眠方法，近二十年来出现一大批催眠相关的司法诉讼，也阻碍了催眠在司法中应用。由于不适当的催眠(主要是舞台催眠)诱导，来访者出现严重的不适，包括持久的、过度的性亢奋，性情的改变、甚至严重的精神障碍等等。心理学专家与法律专家认为，催眠本身并没有错，但来访者本身可能存在着疑病(甚至诈病)特质，这些特质会在一定的条件下(如催眠条件下)表达出来，影响信息的可信性。

因此本着司法公正性的原则，在考虑到催眠信息的可靠程度、结合当今司法现状与理念，审慎使用催眠。这一方面，以色列警方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颇有借鉴意义:以色列警方认为催眠是提高刑事调查和审讯效果的有效方法。但必须:(l)证人和受害人同意与侦查机关合作，同意催眠的事实及细节;但对犯罪嫌疑人不应进行催眠审讯，除非犯罪嫌疑人自己要求使用催眠。(2)坚持被审问者在催眠状态下，心理是没有问题的，(3)侦察催眠的施术者必须是有经验的专业心理学家。(4)施术者对催眠中所获信息保持冷静、警惕原则，引导语亦应当避免引诱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