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里克森曾经指出，“部分人对催眠指导语未作反应，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反应才是合适的”。艾里克森暗示了催眠过程中引导来访者对催眠的信念与预期非常重要。社会认知学派催眠学家同样强调诱导来访者/被试合适的预期。

随意式催眠、权威式催眠及爱尔曼式催眠均强调在Pre-talk中与来访者就催眠信念进行沟通也是这个道理。否则催眠指导语与业已形成的信念及反应模式之间不匹配，必将引发催眠冲突。如果来访者/被试认为催眠是“哄骗”，则难以被催眠;如果认为某些催眠反应“愚蠢”，即使他们已处于深催眠中，也会从中退回。适当地引导来访者/被试的预期，将会提高催眠感受性，降低催眠冲突的发生。Lyml发现，如果催眠诱导前告诉被试，积极响应特定的催眠指导语“好的”特质，催眠成功率将会明显提高，冲突明显下降。上世纪30、40年代关于可否利用催眠进行反社会行为的论争，也是信念在催眠冲突管理重要因素的依据之一。当时支持催眠可能被用来反社会者，如Brenlnan、Wins、Rowland等采取间接的方法大肆诱导来访者/被试的心理预期，无论是呈现任务还是描述被试的环境时，都引入大量的错觉、幻象和记忆错构。为了让被试去攻击他人(杀害，至少造成身体伤害)，他们会告诉被试，对方是一个歹徒，对被试怀有仇恨，被试必须打了他，否则会遭到“歹徒”的杀害，结果他们的被试均完成了预设的任务;而否定者如Erickson等则以直接的方式给出相应的任务，比如为了让被试“偷”同伴的钱，他只是在催眠被试后，直接告诉他去做这件事。结果他们的被试也如期望的，没有完成相应的任务，没有实施反社会、攻击性行为。

由催眠师诱导的信念与预期在催眠冲突管理中非常重要，来访者主动预期、预测催眠师暗示与指导语，在催眠冲突管理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Sheeha发现，通过后催眠暗示诱导后催眠冲突，在接下来的试验中，如果被试预期后催眠暗示已被“取消”则不会出现冲突反应，相反预期后催眠暗示持续存在者则会出现冲突的催眠反应。证明信念在催眠冲突管理中重要作用的另一个经典案例是麦斯墨在巴黎的遭遇。麦斯墨是奥地利的一名医生，其博士论文即是有关行星对人生物磁场的影响，其后在维也纳等地，以“动物磁性”治疗诸多疾病并取得成功。其后麦斯墨移居巴黎，其催眠同样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尽管这时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质疑，但并未影响其疗效。巨大的变化发生于皇家医学会调查结果发布之后，麦斯墨还是那个麦斯黑，磁棒还是那个磁棒，但他再也不能以催眠来治疗多少疾病了。

最后，信仰对催眠的冲突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无神论者、自然主义者可能会抵制催眠;神秘主义者则更有可能会体验催眠师的暗示，较少产生催眠的冲突。

不过，这似乎又不完全，因为前苏联是上世纪催眠研究取得较大成果的地方之一，而共产主义及无神论在前苏联占统治地位。不过在那个国度里，催眠并不被看作是神秘的，而被视作完全的生理现象，并以巴甫洛夫的神经反射学说来解释—看来，催眠冲突的发生，是来访者信仰及其对催眠实质所赋予的意义协调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