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害是指一种非自愿的、被他人企图以暴力、威胁、引诱和欺骗等方式进行的性接触，无论是躯体的、言语的还是心理的，包括强奸、企图强奸、狠裹、性骚扰等形式。强奸是指违背受害者意愿、使用威胁或暴力用阴茎、舌头、手指、物体进入受害者的阴道或肛门，或用阴茎进入受害者的嘴。国外相关的研究和实践不仅包括心理干预或药物治疗，如针对创伤急性期有助于PTSD发生率下降及症状改善的心理干预(认知行为疗法)或药物干预仍受体阻滞剂)，针对PTSD的心理社会综合干预(暴露治疗、认知治疗、焦虑管理和心理教育的联合应用)和药物治疗，还包括性侵害创伤预防、治疗和支持体系的建立。

台湾地区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在社会运动团体的不懈努力下，性侵害议题逐渐成为重要的社会议题，并通过了多部重要法规:《性侵害犯罪法》(1997年)、《刑法第十六章妨害性自主罪》(1999年)、限制职场性骚扰的《两性工作平等法》(2001年)、处理校内胜侵害的((.性别平等教育法》(2004年)、《性骚扰防治法》(2005年)等，并在内政部成立“性侵害防治委员会”、在各地成立“性侵害防治中心”，协调教育、医疗、检警、司法、社福等系统的合作。香港则由政府推出多项措施，以协助受害人克服困难、重拾自信。2000年由医院管理局、香港警务处、卫生署法医科、社会福利署、律政司、法律援助署及非政府机构等不同部门、机构代表和专业人员组成性暴力工作小组。社署与相关社会服务单位、医管局、警务处、法医科制定有效的工作流程，先后制定《处理虐待儿童个案程序指引》、《处理成年人性暴力个案程序指引》等，以加强各方面的合作、协调，照顾受害人的不同需要，协助相关部门为受害人提供适时和专门的服务。

由于中西方文化、社会背景和体制等的差异，使得国内的相关干预工作无法照搬国外或港、台模式，而急需在借鉴的基础上，结合国内性侵害受害者心理、社会功能等方面的特点，结合国内文化风俗、医疗体系、司法体系及其它可能给予支持的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等特点，创建出一套适合国内性侵害受害者的创伤干预模式。

2005年12月，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增加了有关性骚扰的条款，但性侵害的创伤干预工作在国内远未引起关注，相关教育、心理急救、创伤干预、刑侦及司法过程中如何避免二次创伤等问题还很缺少研究。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以医疗救护、精神科、心理咨询为主体结构的创伤干预模式，在 5.12大地震等创伤干预实践中发展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传统文化中对性侵受害者的偏见与误解、社会文化中对私权的压制与漠视，受害者不愿透露、甚至刻意回避相关经历等因素，性侵创伤干预相关领域对性侵受害者心理、社会功能等方面的特殊性鲜有研究。

当前性侵害受害者干预工作的特点为重外伤(躯体创伤)，轻“内伤”(心理创伤);重程序，轻情绪;重症状，轻环境;重应急，轻预防;且各功能单位单兵做战、各自为政。即医疗机构注重受害人外伤的处理，而鲜有心理创伤的关注;刑侦、司法机构注重工作程序，而未关注此类案件与其它案件最大的差异在于，传统文化下关系到当事人“名节”的隐私暴露和二次创伤的风险;心理治疗注重受害人症状的处理，近年来也开始关注受害人能力的提升，但尚未关注改善其所处环境，包括家人、伴侣、家外体系、相关工作人员的理解、支持，大众误解的消除，文化偏见与制度盲区中有意无意的再次伤害的减少等;受害人所属单位、组织只重视事件影响的化解，少有投入有效的预防教育，未发生过相关事件的单位就更心怀侥幸或不以为然;围绕受害人干预的各功能单位各司其职，但无协同、少衔接，受害人不仅可能需要奔波于各功能单位之间，还不断体验冰冷的通用程序与温度可能高不了多少的接办态度。因此，在对性侵害受害人的干预中，使用的大多为生物医学干预模式，而有助于保护、帮助受害者的理念却未能融入受害者真实生活中多个关键过程(刑侦过程、司法过程、支持系统等)，使得受害者在可能遇到的残酷对碰中加重创伤。巫待探索和发展出有助于减轻受害者心理痛苦、减少二次创伤、减轻创伤后果、提高干预效率与效果、提升社会效益、促进社会和谐的符合国情的性侵害创伤干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