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yse(1997)在一篇评论中指出，个体对控制感的需要是迷信形成的一种心理机制，是个体是否产生迷信心理的决定因素。在超自然信念者中关于控制的态度涉及控制源的基本维度，人们倾向于相信命运在他们自己手中还是超越个人控制的外在因素。那些相信个人的结果有可能发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己的行为和品质的被称为内在控制源;另一方面，拥有外在控制的人们相信个人的结果主要受其他有势力他人、制度、运气和机遇等影响。与此相一致，很多研究都发现了超自然信念与外控点的相关趋势。

人们知觉到自己不太能控制生活就会发展出超自然信念，部分是因为这种信念会提供一种增强的控制感。另外，内控的个体具有更高的自我效能感也能支持上述观点。但有人指出研究者们总是涉及整体的超自然信念，这样对所采取的信念涉及的控制感过于简化了。需要注意的是超自然信念和控制点的关系依赖于超自然信念的本质。迷信、唯灵论和巫术是意味着相信命运和缺乏控制感的超自然信念形式;而超心理学信念，如心灵感应、千里眼和心灵致动意味着一个人能改变世界侧]。一些研究结论支持了这种区分的必要性。迷信、唯灵论和巫术与外控点呈正相关;心灵感应、千里眼和心灵致动与外控点呈负相关。这说明超自然信念与心理控制源的相关与超自然信念所涉及的内涵密切相关，其结论会因为迷信(或超自然信念)概念界定的不同而有所变化，这就需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基于特定的概念内涵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探索。

我们认为人类都有控制周围环境的需要，这种需要是一种心理适应机制，对确保内心的安全十分重要。由于发展中不同因素(成长中的创伤经历和成败经历)的影响，不同的人对于控制感的需求不同，对于因果归因的视角也不同，这就使得人们在心理控制源上表现出差异性。这种差异是一种人格特质，会部分地影响人们面对应激事件(如压力的、不确定的、由机率确定的事件)时的应对机制，表现为特定的应对方式。

然而，由于无法做到全知全能，人们采用的应对方式很可能是无效的，即主要控制无效。这就有可能促使人们利用迷信策略以一种错觉控制的次级控制机制进行应对。倘若这个研究不足以完全确定迷信策略是一种次级控制机制，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三者间的关系。如前文应对方式与迷信心理之间关系的所述，应对方式与迷信心理之间关系密切。因此，有理由推测特定的应对方式会对迷信心理产生的易感性产生影响。无论是哪种情形，应对方式都传递了心理控制源对迷信心理的影响作用。正如 Trevor1认为的那样在控制感和迷信之间包含着压力及个人变量作用的结果。根据上述的推论，应对方式应该在心理控制源对迷信心理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这样的假设还能从Irwin提出的迷信心理的心理动力学模型中找到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