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方式和迷信(或超自然信念)关系的研究并不多，从现有的文献中二者间的关系可以从发展因素和心理动力学的角度进行说明。尽管目前的研究还不能清晰地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但可以为深入进行的研究提供线索。

从发展的角度出发，一些研究报告了遭受虐待和创伤的童年与超自然信念呈正相关推测超自然信念之所以产生是为了应对知觉到的控制缺乏，控制的缺乏不仅可以由相对少见的创伤童年事件还可以由更多其他普通形式的与缺乏控制有关的童年经历产生，如作为家里小的孩子或有专制型的家长。Wilson的研究也表明超自然信念与儿童期知觉到的控制呈负相关，他们的研究结果和先前超自然信念病因的文献都表明:一些在童年创伤期和童年削减控制的经历中体验到的焦虑会发展出幻想倾向和超自然信念作为应对的形式。

心理动力功能假设指出超自然信念类似于一种以分心来处理(创伤后)压力的逃避应对策略，这种分心是由幻想驱动的。 有研究者提出的超自然信念的起源和功能模型也指出应对生活中的不可控事件会引发超自然信念，体现了超自然信念的应对机制。Callaghan检验了超自然信念与应对的关系，发现在超自然信念和使用逃避应对(如否认或远离问题)、不用问题取向的应对(如不积极地尝试改变、减少或战胜问题)间存在微弱但显著的关系:与情绪取向的应对(如尝试控制情绪苦恼的水平)相关不显著。Callaghan主张这些数据暗示超自然信念者尝试躲避直接面对他们的问题，更愿意否认或远离情绪压力而不是管理情绪压力。但忽视或远离问题是应对的一种消极形式，这并未像他们所主张的那样:超自然信念为不可预测的事件提供了掌控感。 Perkins(2000)发现有严重身体受虐史的个体会更多地使用控制取向的超自然信念(如认同心灵学、先知和灵魂论)而不是非控制取向的超自然信念(如迷信思维、巫术和认同异常的生命形式)，由此可以看出超自然信念反映了应对压力的更积极的机制。也就是说，超自然信念者以超自然过程重新构建生活中的负面事件，如，以超感官知觉或后世来尝试解释看来混乱但苦恼的生活事件。这表现了个人通过认知抵御不可理解、不可预测世界的一种尝试，相似的机制也被认为是构成各种宗教应对的形式，都是一种积极的认知应对。但在Rogers和Qualter(2006)等人的研究中，积极的认知应对、逃避应对策略和积极的行为应对都没有显著地预测全部的超自然信念，他们认为这些资料暗示超自然信念者可能会像超自然信念怀疑者那样应用认知重建技术去选择事件的知觉、可能逃避直接面对他们的问题，也可能直接采取行动战胜或减少问题，这就不支持先前Callaghan和Irwin(2003)的主张超自然信念更倾向于回避积极的问题解决行为，更倾向于逃避应对策略。

应对方式与迷信(或超自然信念)间的关系还能得到一些间接证据的支持。在我们熟知的应对方式中就有一类应对因子是“幻想”，这一应对方式显然和迷信心理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几乎所有的超自然信念维度都与人格结构中的幻想倾向相关，与幻想倾向发展相关的主要因素是童年的创伤经历，尤其是身体虐待，其中原委已经在前文中说明，这里就不再赘述。另一个加以佐证的例子就是我们所见的强迫症患者通常会以一种无实际意义的“迷信仪式”来应对其失衡的心理状态。如一位母亲由于某些原因非常害怕她的孩子出意外而死亡，但她又不确信孩子不会出任何意外，她就会采取一种迷信的手段来恢复失衡的心理状态“如果今天我摸门三次，我的孩子就不会在意外中死亡”。其实这样一种观念对防止孩子出意外没有任何作用，但在那位母亲看来这样的迷信仪式至少可以让她内心“平衡”。正如心理学家评论的那样，“有些应对机制可能是虚幻的，但无论如何人们会对它们抱有极大的信心”。

尽管目前的研究还没有就应对方式与超自然信念间的关系得出清晰的、一致的结论，但就已有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确定二者之间存在相关，只是这种相关表现为一种更复杂的心理机制，如Rogers和Qualter等人的研究就显示低情绪智力在不使用积极的行为应对预测超自然信念中起调节作用，许多这样较为复杂的关系都需要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加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