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催眠在国外的多年应用，使得人们对证人和被害人适用侦查催眠已经逐渐认可和接受，但是对于犯罪嫌疑人应用侦查催眠，仍颇有微词。纵观各国侦查机关，除了以色列允许对主动要求的犯罪嫌疑人适用催眠外，大多数国家都规定催眠只能运用到自愿接受的证人或被害人身上，而不得运用于犯罪嫌疑人。如1950 年，德国《刑事诉讼法》新增加的第13 条规定：“（1）对被指控人决定和确认自己意志的自由，不允许用虐待、疲劳战术、伤害身体、服用药物、折磨、欺诈或者催眠等方法予以侵犯。（2）有损被指控人记忆力、理解力的措施，禁止使用。（3）第一、二款的禁止规定，不顾及被指控人承诺，必须适用。”再如1968 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和洛杉机警察局为避免催眠可能带来的弊端，根据司法部提出的原则，对侦查催眠的应用制定了沿用至今的七项纲要，纲要中第6 条规定：“催眠询问对象是针对自愿的目击证人，而非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

笔者将人们对犯罪嫌疑人适用侦查催眠的反对，归结为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人们通常把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催眠看作是对于抗拒的犯罪嫌疑人强迫其供述；另一方面，人们认为犯罪嫌疑人不可能有回忆不到的案情信息，因为犯罪是对于其一生有着重要影响的事情，犯罪过程是其终生难忘的，所以不需要侦查催眠去唤醒犯罪嫌疑人的记忆。

对于第一种疑问，解答其实很简单，只有完全配合的人才能被催眠，无论是多么优秀的催眠师都不可能对一个完全抗拒的人成功实施催眠。对于第二种疑问，笔者则认为，无论是真正的犯罪嫌疑人还是无辜的犯罪嫌疑人，都可能存在回忆不清而该记忆信息又对认定犯罪事实或排除犯罪嫌疑起着关键作用的情况。具体如下：（1） 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存在回忆不清的情况。如有些情绪型杀人者，临时起意、愤怒下杀人的时候，根本记不清自己在被害人身上何处砍了多少刀，也不记得在杀完人之后，处于疯狂状态下的自己将刀随手扔到了哪里。犯罪嫌疑人供述后，却无法找到定案的关键证据———杀人工具，这时，可以依靠催眠帮助其回忆。再如有些职务犯罪者，多年来收受了无数下属、托办事的人的贿赂，案发后，对于究竟在什么时候收了谁多少钱根本记不清了，此时，可以依靠催眠帮助其回忆。（2）无辜的犯罪嫌疑人也存在回忆不清的情况。丈夫下班回家，与一男人迎面擦肩而过，后发现家门大开，妻子死于家中，丈夫有作案嫌疑，为早日洗脱嫌疑，需要向警方提供与其擦身而过的男人的面貌，以便将那名可疑男子抓获归案，但此时丈夫根本记不得那名男子的模样，因此，可以用催眠帮助其回忆。

笔者认为，大多数国家禁止将侦查催眠应用于犯罪嫌疑人的初衷是正确的。这一禁止法令的颁行，使得一度出现的滥用侦查催眠、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变相精神强迫的现象被迅速遏制。然而，单单为避免实施中可能出现的弊端，而全面禁止侦查催眠对犯罪嫌疑人的适用，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行为。实践中，不是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都不愿意接受催眠，相反在一些案件中由于种种原因，犯罪嫌疑人为了回忆完整的细节，从而印证其如实陈述的认罪态度或尽快摆脱犯罪嫌疑，是会主动要求侦查人员适用可能帮助其回忆的科学方法的，如侦查催眠。因此，我们应当考虑的不是将侦查催眠向所有犯罪嫌疑人封闭，而是如何通过程序规范，对特定犯罪嫌疑人适用侦查催眠的过程加以控制，积极地利用而非消极地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