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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日期:2007年2月27日 编辑:shphao 有11081位读者读过此文 【字体:
儿童目击证人的研究

儿童目击证人的研究

 

近年来,儿童目击证人研究逐渐成为司法领域和心理学界共同关注的课题。一方面司法实践活动的不断科学化、公正化,客观上促进着儿童目击证人的研究,另一方面心理学的发展为儿童目击证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学科工具。本文拟根据

国外研究的文献资料,回顾了西方关于儿童目击证人的研究,介绍儿童目击证人作证的影响因素及儿童目击证人证词准确性的提高方法,从而为今后研究提供参考。

一、关于儿童目击证人的研究

在侦察和审判案件中,目击证人证词都是重要的证据类型,其中儿童目击证人证词的准确性又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20 世纪50 年代以前,学者们一般都认为儿童没有作证能力。如德国心理学家Mur sterburg ,比利时心理学家Varendonck 都坚定地认为儿童证词完全不可信。在美国,1962 Salem Witch 事件的影响。在Salem村庄的儿童对20 多个居民提供了错误的证词,在判决几年后,一些儿童又公开否定了他们先前的证词,这使得在随后近300 年中,大多数学者对儿童目击证人的作证能力都持否定态度。直到后来,14 岁以下的儿童作证通常需要通过“能力评估”,以获得在法庭作证的资格。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涉及儿童的犯罪行为逐步被作为社会和法律问题为人们所认识。越来越多的儿童目击证人出庭作证,儿童的证词对法官和陪审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性侵犯案件中,由于这类案件往往没有第三个目击证人,这就使得儿童的证词成了关键性的证据。在美国,法律强调儿童证词的重要性,49 个州允许法庭在性侵犯案件中仅依据儿童的证词。最近,对年幼儿童作证能力的评价已经发生转变,强调评价他们是否符合下列标准: () 儿童是否知道真实与虚构的区别? () 儿童是否理解自己目击的事件? 儿童能否描述这种事件? () 儿童对这种事件是否有足够的记忆? () 儿童能否在法庭上作证? 基于上述学者的各项研究及儿童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儿童目击证人成了许多学者关注的问题。

二、儿童目击证人作证的影响因素

() 记忆 

目击记忆是一种无意识记。是目击者对于突发事件的发生和进展,事先没有预定目的,也不使用任何方法的识记。众所周知,人们对某个特定事件或某个信息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逐渐消退,艾宾浩斯曲线很好地证明了这点。美国心理学家Jona F ·Meyer  认为尽管成人能提供更多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也可能比儿童回忆起的少量信息错误要多。另外,他还认为儿童在辨认列队的嫌疑犯时也不总是比成年人更无效,如果背景与他们回忆的事件相似能提高他们记忆的能力。

与目击证人的记忆相关的理论主要有:

1. 记忆痕迹理论 

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儿童其记忆痕迹都会受时间的推移及干扰事件的影响而遭到破坏或污损。记忆痕迹理论认为遗忘产生的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记忆痕迹随着时间自发地消退,这是大脑操作过程的基本特征,记忆痕迹是对编码时进行的模式再认与解释性分析的记载,随着时间的增加及错误暗示的影响,痕迹的各种特征的结合就可能会松动直到几乎完全分离,但是在提取阶段这些特征有可能被重新聚合,所以在编码与提取阶段记忆都有可能被歪曲。此外记忆痕迹理论还假设,解释性的语义特征越多,对所有材料的编码与提取就越困难。痕迹理论的一个重大预言是记忆扭曲的年龄不平衡。儿童因为编码痕迹弱(容易特征分离或被改写) ,又因为儿童更多的是对字面的知觉特征编码而非解释性或类似要点的表征从而使他们更易受暗示。对此假设,也有学者持否定态度,有人认为只有当某些条件具备时(如错误暗示的强度与先前痕迹的交互作用) ,记忆扭曲才发生。并认为事件的类型是影响记忆扭曲的因素(如包含有动作的动力事件可能比其他类型事件保留的痕迹更持久)

2. 压抑理论 

该理论是由Freud 提出的,他认为威胁性或创伤性的信息通常会受到压抑,从而无法进入意识状态。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在要求一组人尽可能详细尽可能快地回忆不愉快经历时,压抑的情绪明显使人回忆的难度加大。这一理论也被用以性侵犯案件中儿童目击证人的研究,一般认为在这类案件中的儿童由于受到了创伤性的心理刺激,他们可能不愿回忆事件,从而也影响到了他们的证词准确性。有学者建议在儿童性侵犯案件中可以采用催眠。但是催眠要有严格的程序,并应对全过程进行录像,以免催眠师将其观念移入儿童目击证人的意识当中。

() 易受暗示性 

儿童易受暗示性一直是儿童目击证人研究的一个重点。由于儿童生理和心理的不成熟,他们很容易受成人和其他儿童的暗示所影响。在询问儿童目击证人时,引导性的问题常用来帮助儿童回忆和叙述,使用这种提问方式的两难处境是,如果不使用这样的提问,儿童就可能不愿意回答任何问题;但是,这种性质的提问,可能会导致儿童用受到暗示的方式回答问题,甚至会发生答案完全不反映儿童的真实情感或者信念的现象。Goodman 的研究证实诱导性提问对儿童目击证人证词准确性有显著影响,年龄越小影响越大。Pathak , Thompson的实验也证实诱导性提问影响儿童目击证人证词的准确性,但强调作为成年人的法官和陪审团成员完全有能力判断儿童是否受到了诱导和暗示,并推测出事件的真相,并建议将取证过程的录象与传言证据一起呈现给法官和陪审团。

许多学者认为儿童不能理解“真实”的概念,不能区分信息来源到底是自己的真实经历或是其他媒介。媒体的报导、询问者的诱导性提问或重复提问,都会对儿童产生强化,从而使其将来自其他媒介的信息误认为是自己的真实经历。有学者认为很多时候儿童是用自己头脑中构建的信息去辨认嫌疑人。Freud (1933) 的研究表明儿童报告成人对他施加了性侵犯的说法是错误的,这反映了他们不能区别真假事物。Piaget 认为儿童有着各种各样的幻想(这使得儿童很难将先前事件的记忆与他头脑中的幻想

相区别,即他们很难区分真事与假事。另外Johnson 也对此问题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这些研究都表明:当真实事件与其他媒介的信息在知觉上与语义上都非常相似时,儿童很容易将其混淆。

() 服从权威 

Stanley Milgram 的电击实验是研究服从权威的经典实验。这一实验通过权威实验者命令被试对另一人施以不同水平的电击,被试仅仅是根据实验者的命令而没有任何理由的施以电击。当然电击是假的,而被试意识不到。在这一实验中,甚至是在施以最大强度的电击时,服从率也惊人的高。Meyer Stanley Milgram 的电击实验来解释儿童证词,儿童可能机械地对一个成人询问者的权威进行反应并接受他的暗示。Milgram 假设在社会全体成员中存在着一个层次结构,低层的人倾向于服从高层的人。根据Milgram 的假设,Meyer 提出了一个替代理论,解释了儿童服从权威的原因。他认为在低发展水平的人更倾向于服从权威,而很显然,儿童处于低发展水平。

服从权威的研究显示人们做某些事仅仅是因为权威人士让他们这样做。基于儿童趋向尊重权威的社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更易发现服从权威是合理的。儿童,特别是那些对司法系统和作证感到迷惑的儿童,可能更易受权威的感染。Schwarz (1999) 认为,所有的访谈情境是根据交谈的准则来观察的,人们根据他们对提问者的目标和意图的知觉来调整他们的答案,儿童更可能把成年的询问者看作是知识丰富的和诚实的,因此有更大的动机去给予答案以满足访问者,即使他们不理解问题,不知道答案或不认为答案反映了实际发生的什么也会是如此。

三、儿童目击证人证词的准确性提高方法

() 禁止暗示原则 

禁止暗示原则是避免暗示或可能影响目击证人辨认时作出判断的诸多因素。在询问中,询问者可能为了获得与自己怀疑一致的信息,不提开放式的问题(,发生了什么事) ,而倾向提一些有引导性的问题( , 你是否⋯⋯) Peter so ,Grant  研究了强迫性提问对儿童证词准确性的影响。强迫性提问包括“是否”提问和多项选择提问。实验发现学龄前儿童对“是否”提问有回答“是”的偏好,而回答多项选择提问时,儿童没有_类似的选择性偏好,但其报告的准确性受到了影响。

Hyman 等人的实验证实了这一点。在实验中,儿童对开放式问题回答的正确率达到91 %。因此,建议询问者在向儿童提取证词时,应尽量避免使用强迫性提问,多使用促使儿童自由回忆的开放式提问。

另外,询问者向儿童重复地提同一问题,也会造成儿童证词准确性的下降,使儿童为了迎合询问者的意图而改变自己的观点。一般的研究发现,儿童会对重复性强迫提问改变答案,但是不会对重复性开放式提问改变答案。这种解释意味着,儿童假定,他们对强迫性提问的第一次回答是不正确的,因此,他们要改变答案, 以此取悦询问者。Ceci 等人的研究发现仅仅要求学前儿童想想事情是否曾经发生过,也会导致儿童于暗示性询问中,增加对未发生事件的控诉,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儿童会提供越来越具体的和整体性的虚假事件的陈述。双盲辨认是减少暗示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双盲辨认,即辨认主持者与证人都不知道辨认对象里有没有犯罪嫌疑人或谁是犯罪嫌疑人。Luus ,Well s 等人的实验都发现,主持者的一些不经意的行为,比如微笑、沉默都可能导致证人错误的辨认。为了避免主持者和证人之间的这种人际交往所引起的误认, Well s 等人提议,让完全不知情的人来作为主持者是最好的选择。

() 辨认的场景 

辨认的场景是影响目击证人对目击事件回忆和辨认准确性的因素之一。从辨认场所来看,有现场辨认和特定场所辨认。现场辨认是让证人回到目击现场进行辨认,虽然现场辨认中,刺激与痕迹基本匹配,有助于提高证人回忆的效果,但是一般这种辨认操作起来难度较大,且可能会刺激到儿童目击证人,特别是在性侵犯案件中的儿童目击证人,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健康。因此,大多数刑侦部门都采用特定场所辨认,比如在公安审讯部门的辨认室内或其他方便组织辨认的场所。目前设置专用辨认室的不多。但我们应意识到辨认的场景与目击时间越接近越好。根据Tulving 等研究表明,刺激与痕迹越匹配,回忆效果越好,目击事件能否被回忆起来依赖于记忆搜索的线索,搜索的线索与痕迹匹配时更容易回忆起来。如果原来的场景以物理的或心理的形式恢复时目击证人应能回忆出更多的细节。Meyer 的研究表明如果辨认的场景与儿童回忆的事件相似可以提高他们的回忆能力。因此,建议司法机关在询问目击证人,特别是询问儿童目击证人时,应提高辨认的场景与目击事件场景的接近程度。

() 法庭训练 

前面笔者已经提到,儿童目击证人易受暗示性,且较成人更具有服从权威的倾向。据此,有研究者提出在询问儿童目击证人之前,应先对其进行法庭训练。法庭训练的主要目标是让儿童熟悉法庭的程序、术语及法庭工作者的角色,以减轻他们在法庭作证的焦虑。具体来说,法庭训练包括:1.介绍法庭工作者的责任和角色;2. 介绍法庭询问的程序、术语;3. 告之儿童目击证人他们所承担的义务,并告诫其说谎的后果;4. 让儿童目击证人扮演各类法庭工作者的角色,以减少其对法庭工作者的畏惧。

四、启示

30 年来,众多的学者都致力于研究儿童目击证人,并取得了极为丰富的成果。与国外研究热潮形成鲜明的对比,国内心理学视角的目击证人研究还比较少。儿童目击证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心理学视角进行全面的分析,有助于保证我们诉讼程序的准确性与公正性。今后,我们应学习借鉴西方儿童目击证人研究的方法,结合我国刑事司法的具体情况开展进一步研究,为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增补提供理论依据,帮助刑事司法系统改进调查程序,降低或预防儿童目击证人错误辨认产生的不良影响,最终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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