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村官贪腐始终是社会治理领域的顽疾。早在建国之时，基层干部中就有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犯法乱纪等极端严重现象发生，中央于是在1950 年下半年就组织了一次整风运动向这一顽疾开战。之后，从1951 年开始的三年整党，从1957 年开始的整风，从1963 年开始的三年“四清”和“杜教”，都与治理村官腐败问题密切相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针对基层组织的历次教育实践活动，也都将目标指向这一问题。但是，几十年下来，村官贪腐问题时轻时重，屡治不愈。有报道认为，近年来，村官已渐威腐败重灾区，从大吃大喝、奢靡浪费，到蚕食扶贫资金、粮食补贴；再到鲸吞征地补偿款、土地出让金，少数村官成了基层治理的“病原体”，甚至成为触发集体上访、群体事件的火药桶。曾有中央巡视组在工作报告中痛陈，一些地方“乡村干部腐败问题凸显，‘小官巨腐’问题严重”。

正如人们所指出的，村官贪腐的重要原因是权力失去监督和制衡。因此，必须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深化村务管理公开，用法治方式和制度手段管住村官的权力。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要从根本上解决村官贪腐问题，最后还是要靠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真正实行，而这又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制定一个好政策、机制就能奏效那么简单，因为再好的政策、好机制也难以克服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民不举、官不究”现象。这里面有深厚的社会心理在起反作用。

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为分析这一现象提供了钥匙。费先生提出，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依据血缘、地缘、经济水平、政治地位、知识文化水平等因素结成网络。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块石头(个人)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波纹的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费先生揭示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这些特点是:其一，自我主义。人们总是以“己”作为一切价值的中心。其二，公私群己的相对性。站在任何一个圈子中，向内看可以说是公，是群；向外看就可以说是私，是己，两者无清楚的界限。其三，特殊主义伦理。道德和法律都得看所施加的对象与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公德心就在这里被自私心驱走。其四，人治社会。所用于维持秩序时所使用的力量不是法律，而是人际关系的历史传统。其五，长老统治。费先生看到，在具有明显差序的农村社会，攀上心理以及群体规范带来的压力，使人们总是努力保持和群体领袖及成员意见的一致，努力得到群体人员的认可，不至于使自己被拒绝于圈子之外而孤立无援。同理，对于村官——当代社会中的“长老”们的贪腐行为，人们自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甚至会因为贪腐更高层级的“公家”而让自己得到小利，会进行自觉的庇护。

打破差序格局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甚至对打破后的局势评估目前都还没有深入论证，因此，需要有更周全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