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医生Benert 认为，“同性恋是对异性不能作出性反应，却被与自己性别相同的人所吸引的现象。”《性医学》明确强调：“同性恋是指有明显的同性性行为和同性爱慕。”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认为，凡是专爱同性者即为同性恋。也有学者认为同性恋属于性变态，性变异。引起同性恋的因素比较复杂。一般有幼年时性别角色榜样异性化； 青春期前期缺乏同性集团，并且跟异性交往过密；性心理自我认同发生异性化等。

女书，是世界上发现的唯一一种女性文字。长期以来，主要流传在湖南永州的江永县及其临近一带的瑶族妇女中。当地旧时女子将女书写在纸扇、手帕、女红等上，并用女书互通信息，交流感情，互相慰藉。

一、女书流行地区的女性同性恋现象

对女书流行地区女性同性恋的记载，光绪《永明县志》有讲道：“此风桃州尤甚，其母亦为女计消遣，访他家之女年貌相若者，使其女结为内交（桃州谓之行客……）相处以切磋针黹其间，即无他虑，而有用之年华已消磨于不觉。” “此风”就是指当地结拜姊妹认老同的风俗。《永明县志》里又说：“况有因此而含垢包羞者，是亟宜族规中增此一条，以救其弊。”所谓“含垢包羞”是指结拜姊妹之间的亲密行为，包括性行为。而当地是用“行客”一词来形容女性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的。你行到我家里作作客，我行到你家里住几天，故称行客。行客其实就是一般意义上说的结拜姊妹。当地有人称行客为“萝卜干”，就是暗指她们之间的性行为，这是感情发展最深的行客。道县也有类似情况，称为“结客”。1994 年《道县志》说：“同性相恋，结为姊妹。俗称‘结客’，常同屋同居，早晚相伴，俨如夫妻，甚至相约不嫁。”可见女性同性恋行为在当地并不是极少数。

有关学者从文学或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对女书中的同性恋现象进行了研究。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女书中的同性恋现象，可以开拓女书流行地区同性恋现象研究的新视野，有助于更深层次地了解当地女性性心理的发展；有助于更深层次地了解当地女性情感发展； 有助于挖掘女书中更广泛意义上的心理内容，进一步丰富女书文化和历史内涵。

二、女性同性恋产生的可能

（一） 单性环境的存在为同性恋的产生创设了条件

行为医学与性心理学的分类诊断将同性恋分为：素质性同性恋和境遇性同性恋。就境遇性同性恋而言，一定环境的存在为同性恋的存在及发展提供了基础。这个环境就是单性环境，即那些与异性完全隔绝的小环境。在这些单性环境中，异性不能或不易得到，或者说同性更容易得到， 于是人们的性目标转向同性。在缺乏异性的环境中，更容易发生同性恋，如军队、监狱等地。

首先，当地女性从小过着“楼上女”生活，与异性交往匮乏。女书流行时，正值封建社会，一系列的封建礼教束缚着女性行为，比如“三纲五常”等。尤其是当地女性从小就被规定裹脚，不得与除父亲兄弟之外的男人接触， 也不能随意参加男性为主体的社会活动。女性主要生活在自家阁楼，在家持家和做女红等。女书的一部作品《李三姑》就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李三姑在其叔叔嫁女的时候，由于李三姑很漂亮，叔叔的儿子多看她几眼， 其中有位哥哥还跟她说了几句话，这让从小就在闺搂长大、极少与陌生男性接触的李三姑觉得非常丢脸，竟然上吊自杀了。可见当地女性生活环境的狭窄与封闭，她们的生活环境中除了与至亲异性有接触外，长期没有其他异性的介入。异性的缺位为同性恋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其次，当地鼓励女性之间交往沟通，同性交往亲密无间。与异性交往匮乏相反，当地鼓励女性之间交往沟通。 第一，当地妇女的主要习俗之一——结拜姊妹，也称结老同，为同性亲密交往提供了条件。老同，本指同年生的结交朋友。在女书流传地区，女性结老同的范围大大拓宽，只要你情我愿，无论年龄大小都可成为老同。有从小结交而终生不变的，有中老年时一见如故的，有家庭牵线搭桥的，也有自己相中双方同意的。一旦结交，姊妹要常常互访，住在对方家里十天半月，同吃，同住，同睡，同玩，同做女红，同写女书。

女书有道，“梦中如同在你府，时刻凭拢心自欢。知心姑娘念不念，夜夜梦中到你楼。朝朝同楼同起睡，我问姑娘知不知。梦见同凭绣花色，点线穿针合商量”。可见姊妹间的浓情蜜意何等强烈。第二，当地各种女性专属节日为同性广泛交往提供了平台。在当地，“坐歌堂”，“贺三朝”等，各种“斗牛”聚会的节庆，如“朱鸟节”、“过庙节”、“乞巧节”等，都是女性的节日。当地女性以女书为媒， 将对同性的感情通过女书写给对方，写下结交老同书，并通过女书互诉情怀，表达对对方的感情，还写成书存在身边，伴随终生。可以说，女书为当地女性营造了同性惺惺相惜的港湾。

尽管当地女性与异性交往受阻，但同性交往还是非常充分且密集的。她们在女书营造的精神王国里寻找心灵支柱和情感依赖。当地有俗语“姐妹面前不讲假话，丈夫面前不讲真话”，反映了女性之间深厚的感情。在这样一种异性恋无法得到正常发展、同性伙伴朝夕相处的群体里，同性恋产生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显然，社会体制及当地风俗习惯为当地女性创造一定意义上的“单性环境”，以女书为介的“单性环境”为同性恋的产生创设了适宜土壤。

（二）性禁锢和首次同性性经验为同性恋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首先，在当时社会，女书流行地区性禁锢普遍存在。如弗洛伊德说的“同性恋的日渐普遍，也可视为正常性生活不易得到而导致的另一后果……，大多数同性恋都是在成年之后，因为原欲的主流受阻，才被引流到同性恋这方面的” 。我国古代对女性的性约束还是非常严格的，女性必须遵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规矩。女书流行地区同样如此。而且，当地女性即便结婚，在结婚后要暂时“不落夫家”。婚后三天新娘就要回娘家，一直都在娘家过着“楼上女”的生活，除了某些特殊节日要回婆家暂住外，一直到生孩子之前，都不能与丈夫生活在一起。但是，性是人类的一种自然需求。因此，当“原欲的主流受阻”后，同性间的性爱便可能成为其取代行为。未婚女子更无法通过正常的异性交往来获取自己的性别角色信息和异性对自己形体和形象的评价，无法获得健康的两性交往模式并以此来促进性心理的发展。在这样一个“异性缺失”的空间里，她们只能在亲密的同性空间里去寻找身份认同和转介性能量。

其次，在亲密无间的同性群体里，女性的首次性经验可能产生。李银河发现，早年的性经验，尤其是首次性经验，对造成同性恋倾向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要意义。很多的案例证明，在同性恋形成的影响因素之后天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最初的性经历。当地女性在以女书为媒的同性交往圈频繁交往，一些女性，尤其是未婚女子（一般处于青春期）很容易受偶然机遇的影响，或者是同性之间偶然的一次身体接触，或者是长者有意识的性行为挑逗，或者是性能量驱使的无意识同性亲密行为而导致同性恋行为。这样的经验会在她们白纸一般的性经验里涂上重重一笔，并且在不断的同性交往，包括同性亲密行为中得以强化，最终可能固结为同性性取向，发展为同性恋。

当时社会对当地女性施行的性禁锢因为女书营造的亲密同性交往圈，而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也因为如此，同性恋的产生也成了可能。

（三）异性原型发展不良为同性恋产生提供了人格基础

心理分析学家荣格认为，每个人天生就具有异性的某些特征，即异性原型，包括阿尼玛和阿尼姆斯。阿尼玛原型为男性心中的女性意象，阿尼姆斯则为女性心中的男性意象。两者又可译为女性潜倾和男性潜倾。异性原型与个人成长中最先接触到的异性（一般是父亲和母亲）有关，因此母亲往往是男孩的阿尼玛的化身，父亲是女孩的阿尼姆斯的化身。可以说，男性的阿尼玛原型基本上是受了母亲的影响而成形，女性的阿尼姆斯原型基本上是受了父亲的影响而成形。荣格认为人的情感和心态总是同时兼有两性倾向，这种倾向也保证了两性之间的沟通、了解与两性之间的协调。个体要想人格得到平衡，男性人格中的阿尼玛和女性人格中的阿尼姆斯在其意识和行为中必须得到展现。如果这两种原型得不到发展而受到压抑，它们可能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使人产生性别紊乱感甚至异性化， 即男人可能会成为女人气的同性恋者，女性可能会成为男人气的同性恋者。

生活在女书流行地区的女性，由于处在单一的女性频繁交往中，无法与异性正常交往。尤为重要的是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等思想，加之大多数女性与父亲交往一般不太深入，在那样时代成长的女性，对父亲的认识无疑多是强大、勇敢、刚毅的，因此，一方面一些女性可能很容易因此而认同自身柔弱、谦顺等女性特质，另一方面一些女性可能会认同父亲的男性品性。而且后者可能会因为无法正常与异性的交往，致使女性理想中的阿尼姆斯无法与实际上的异性特质进行分辨和调整，而且无法释放阿尼姆斯潜伏的力量， 合适处理阿尼姆斯的表达强度，导致部分女性的阿妮姆斯过度发展， 人格不能维持平衡。这时，阿妮姆斯便以一种极端方式表现出来，使女性表现出强大的男子气质，这可能促使其成为同性恋者。众多研究表明，女性同性恋大多阿尼姆斯比较强烈。在当地，这些阿尼姆斯成分占主导的同性恋者为了阻止分离产生，甚至会采取极端手段。如有的女性在其行客结婚上轿之前，用针线将新娘的内衣裤缝在一起，还把姑娘的身体用花带子捆得严严实实，不准新娘与新郎同床。新娘回娘家后，行客还要严格检查，有的甚至还造成流血事件。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刚烈、勇敢、强制等特质，无疑是女性潜意识中阿尼姆斯迸发的强大力量。这股强大的人格力量为同性恋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三、女书是同性恋产生和发展的重要中介

作为女性专用的传播工具，女书是当地女性同性恋产生和发展的重要中介。无论是单性环境的存在，还是当地女性性心理和异性原型的发展，都为女书的存在和传播营造了相应的氛围。宫哲兵教授认为，江永县、道县的结拜姊妹与行客建立了一个与男性相对分离的女性社会，女书就是这个女性社会的交际工具和文化媒介。当地女性靠精神的创造—女书文字，来维系那个与男性社会相对分离的女性社会。也正是在这样亲密的女性社会中，感情深厚的结拜姊妹同吃同住，形影不离，经常互相走访，感情最深的发展成为同性恋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当地女性经常聚在一起纺纱织布，一边劳作一边唱女书的歌。她们写老同书，即兴而作，随意发挥，通过女书交流情感，互诉衷肠。她们自比鸳鸯、凤凰，“凤凰起身来邀伴，拍翅高飞一对啼。飞到高楼同欢乐，飞到天边乐逍遥。同在高楼好过日，两个结义恩爱深。” “姑娘自当亦听说，结配好是前世缘。前世有缘侬配着，双方有缘结下交。结交三年如骨肉，结交四年仁义深。越到越深真难舍，一世长行久不休。”许多结拜姊妹在结交后甚至宣誓永不婚嫁， 彼此终生相伴， 但是她们终究违抗不了父母的意志与社会的束缚，“被为他家人紧逼，拆散鸳鸯不成行。双龙游行去出洞，投鸟飞天不入云。” 她们只能用女书写结交老同书，给老同写信，把老同的情义写成歌或者书，存在身边。而且，女书的主人去世后，为免寂寞，女书常作为殉葬品埋掉或烧掉，去到阴间主人。可见，女书在同性恋者行为中是起着重要的作用的， 正是通过女书，她们才得以顺利的交往和抒情。

其实，许多历史学家和人文学者也并不认为同性之间的关系过度密切为同性恋做法。同性之间亲密可能仅仅是超越生死的情谊，即是以交流、志向、思维取向为基础的知己而已。从此意义上分析当地女性的同性恋现象，相较于形式上的同性恋行为，她们更在乎的似乎是彼此之间超越生死的情谊。雷巧妹在自叙结行客的故事里， 说到自己与行客覃X X 不离不弃的深厚感情，感动流泪并说“我想我与她的感情是永恒的，在这个世界上，我只爱过她和自己的丈夫”。这种深厚的情谊对处于困境中的女性而言无疑是巨大的精神支撑和希望。

纵观当地女性的同性恋行为，既有外在客观单性环境提供条件，又有性禁锢、首次性经验误导提供可能和人格发展受阻提供基础。可以说，女书流行时，当地女性的同性恋行为是社会的产物。女书是同性恋者间传递信息、情感不可缺少的媒介，女书是她们彼此身心连接的重要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