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心理学思想

在哲学界，鲜有人质疑康德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崇高地位。然而，在心理学界，习惯于实证研究的学者对心理学自身历史的关注，似乎止步于心理学史教材上的三言两语。在多数学者眼中，好像总有一堵无形的壁垒横亘在心理学与哲学中间，而此壁垒理所当然地建筑在“1879 年”这个光荣的历史坐标上。但当我们审慎地回溯科学心理学发展的完整历史，便会意识到，正是由于康德在理论上将经验心理学论证成为唯一可能的心理学，才使它脱离神学与形而上学的桎梏，走上向自然科学方向发展的大道。国际《理论与心理学》发表过讨论康德对当代心理学影响的文章（Steven，2008）。探讨康德心理学思想中的矛盾性二重资源，无疑对我们理解科学心理学的诞生以及当下心理学在体系建构上的诸多困难与挑战，颇有裨益。

1 康德心理学思想的核心观点

在康德时代集中流行着“理性心理学”与“经验心理学”这样两类不同的主张。经验心理学首次出现在沃尔夫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并以其经验性的研究方法及知识来源同理性心理学相互区分(Teo,2005)。在沃尔夫看来，理性心理学是必然性知识，能够单纯从灵魂的形而上学概念中推导出灵魂的诸项官能；经验心理学虽然缺乏理性心理学所具有的确定性，但却可以通过内省探讨意识的实际状况，进而对人类灵魂现象进行经验的解释。正是基于对沃尔夫心理学思想的批判，康德展示了其对纯粹思维形式亦即先验“我思”与一般心理现象关系的独特认识，明确了经验心理学与形而上学在研究对象和理论旨趣上的差异，促进了科学心理学的诞生(Klempe, 2015)。

1.1 康德对理性心理学的批评

康德认为，理性心理学是一门“唯一建立在我思这一命题上的所谓科学”，它不包含任何经验性谓词，也不指称任何经验性对象。如果人们想知道除从先验的我思概念所能推出的一切外更多的关于灵魂的知识，那么这种被诉求的心理学就必然是经验性的心理学。在康德看来，传统的理性心理学中实际上含有不少经验性杂质。为使这门学科的主要问题清楚地暴露出来，康德用自己的范畴体系对理性心理学进行了系统化整理，将其内容概括为四个命题：灵魂是实体；灵魂是单纯的；灵魂在号数上是同一的，亦即单一性；灵魂与空间中可能的对象相关(Kant, 1787/2004)。

上述四个命题具有紧密的逻辑相关性。作为一种系统的知识体系，这门学科必须有确定的研究对象，而该对象必须作为学科内一系列判断的主词出现，因而是一个实体；进而，针对这样一个对象，须从质（单纯性）、量（单一性）以及模态（可能性）三个方面进行考虑；于是，围绕心灵实体而展开的理性心理学便出现了。通过对上述四个命题的逐一反驳，康德完成了对理性心理学的批判，继而指出，理性心理学“作为一种扩展性的知识是无用的”。但我们不能由此便“否认它有一种重要的否定性用处”。正是通过对理性心理学的批判，我们才能自觉地限制思辨理性，拒斥唯物论与唯灵论，并清醒地意识到理性应当也只能作实践的应用(Kant,1787/2004)。

康德对理性心理学的批评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单纯从“我思”概念演绎出的有关灵魂的必然知识完全基于一系列逻辑谬误，由此彻底撼动了理性心理学的科学基础。自此理性心理学开始销声匿迹，人们将视野转向经验心理学领域。然而在康德看来，经验心理学仅是繁杂心理感受的集合，而并非一门真正的科学。

1.2 康德对经验心理学的认识

尽管康德对理性心理学持明确的批评态度，但考虑到意识于任何时候都能被削弱(Kant,1787/2004)，便又开始设想一门旨在探求内感官现象及其规律的经验心理学。在《形而上学讲座》中，康德将这种可能的心理学定义为“基于经验原则对内在对象进行研究的学科”(Kant, 1997)。但这样一门科学毕竟不是“本义上的自然科学”。按照康德的论述，科学是“一个按照原则而整理好的知识的整体”(Kant, 1786/1988)，而心理学恰恰缺乏一以贯之的原则。对“本义上的自然科学”而言，其原则就是数学；而在心理学中，“数学无法运用于内感官的现象及其法则之上”，因为“灵魂现象在其中得以构想的纯粹的内直观是只具有一个维度的时间”。于是，经验心理学便只能依靠内省法进行研究。而内省法的局限非常明显：首先，当人们意识到自己被人观察研究时，会“伪装自己”，“不想被认出自己的本来面目”；其次，当人们反省自己时，也有一个特定的动机支配自己的认识过程，而这动机在平时是不存在的；最后，人们很难摆脱一些习以为常的行为或思维方式（习惯）来对自身进行纯粹的审视。正是由于这些“依附于人性”的困难(Kant,1798/2008)，经验心理学根本不能成为一门类似经典物理学那样，能够进行对象性量化研究的真正自然科学。

当然，在康德看来，经验心理学虽不能成为“本义上的自然科学”，但却可以提供有用的知识，因而他主张将经验心理学归入一门“系统地安排的关于人的知识的学说”，亦即“某种详尽的人类学”中(Kant, 1787/2004)。这种人类学由生理学的人类学与实用的人类学构成，前者关涉“大自然使人成为什么”，而后者研究“人作为自由行动的存在者使自己成为或者能够并且应当使自己成为什么”(Kant,1798/2008)。因此，康德格外看重实用人类学，认为“人能够把那些知识和技巧用于其上的最重要的对象就是人, 因为人是他自己的最终目的” (Kant,1798/2008)。当涉及“人是目的”时，便引出自由问题，即人拥有何种意义上的自由以及人拥有哪些自由。康德试图通过实用人类学，通过对人类灵魂三种基本功能——认识能力、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以及欲求能力——的系统分析，来回答“人作为自由行动的存在者使自己成为或者能够并且应当使自己成为什么”的问题。

由于经验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明显局限，康德并不将其视为一门拥有独立研究价值的科学。但考虑到可以通过实用人类学彰显人类的自由能动性，通达道德的境界世界公民的社会，于是赋予经验心理学以明确的社会关怀和道德指向。这种否认心理学能够成为系统科学可能性而谋求使其在道德与社会领域中发挥作用的思路，对我们回应与解决当下心理学在体系建构上的诸多困难，无疑仍具一定的启发性。

2 康德心理学思想的影响及其当代意义

康德对心理学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但有心理学家批评康德对心理学发展有两点负面影响：一方面，他对心理历程和行为的思辨研究使人们失去观察和实验的兴趣；另一方面，其对心理学不能成为实验科学的论断延缓了心理学的进步 ( 车文博，2010)。但只要我们注意到紧随康德的关于其心理学思想的巨大争论，以及由这些争论孕育并丰富的诸多心理学流派，我们便有理由质疑这个至今仍属主流的观点。

2.1 新康德主义的心理学思想

康德去世之后，新康德主义按不同的研究方向可以分为三个学派：以朗格、费希纳为代表的生理学派，以柯亨、卡西尔为代表的马堡学派，以及以文德尔班、李凯尔特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康德关于心理学不能成为一门科学的观点引起了巨大的争论。赫尔巴特首先对此提出质疑，根据赫尔巴特的观点，心理学虽不是实验科学，但至少能成为一门科学。他在提出统觉团理论之后，便着手“像牛顿用数学方式描述物质世界那样描述心灵世界”，通过创造性地借助微积分来探讨统觉团、阈限和观念冲突三者关系，以实现量化心理现象的理想( 赫根汉,2004)。这一成就无疑极大地促进了实验心理学的产生与发展。作为新康德主义生理学派成员的费希纳，在韦伯工作的基础上表述了一项“心理物理规律”，即主观的感受强度与物理学上测量到的刺激强度的对数成正比。藉此将“经验的灵魂学说”提升到一种真正的自然科学的地位。费希纳通过心理物理学为经验心理学的对象扩充了外部感官的心理方面（赫费，2008）。

但是，生理学派的心理主义也不可避免地招致批评，德国马堡学派强调逻辑结构的先天性的理论旨趣正在于此。柯亨认为，“康德提出的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不是关于认识的起源或主体能力的问题，而是科学依据的问题；因此先验形式不是主观的，也不因科学理论形态的改变而改变”( 赵敦华，2001)。换而言之，先验形式即便能被经验证实，但这种普遍必然的知识绝不能奠基于任何仅具有经验有效性的经验科学上。继而，柯亨进一步突出了先验的认识形式的重要性，在视其为形成知识的唯一要素的同时，取消了感性作为独立认识能力的地位，认为经验性杂多的产生并不需要物自体作为原因，因为“凡是在思维以外的东西, 凡是异于思维的规定的东西, 都是根本没有意义的”（洪谦，1982）。于是，纯粹思维成为一种自足的认识能力，能够单纯依靠自己建构知识。

马堡学派通过强调先验逻辑结构来反对心理主义的动机是可取的，不过在弗莱堡学派看来，前者对自在之物的鄙弃会失掉了较认识更为重要的“价值”。基于现象世界与自在之物的两分，文德尔班区别了事实知识与价值知识，认为前者针对事实间的关系，出自现象世界；而后者表明主体之于对象的估价与态度，源于本体世界。由于事实判断归根结底也要以价值为依据，因而为避免主观主义与相对主义，文德尔班提出了普遍价值学说，认为“除了特殊估价主体的特殊意识以及与之适应的特殊价值外，还存在着作为一般估价主体的普遍意识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普遍价值”。同时，他将哲学作为“关于普遍价值的学说”，而把特殊价值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刘放桐，2000）。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对价值导向性的强调在后来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中隐约可见。

2.2 康德与发生认识论

皮亚杰从不讳言康德对自己的巨大影响。但必须指出，发生认识论与康德心理学思想之间的继承关系并不明显，真正吸引皮亚杰的是康德的“先验心理学”部分。他说：“我把康德的知性范畴拿来重新考察了一番，于是形成了一门学科——发生认识论”（李其维，1999）。可以说，发生认识论对先验哲学的发展正是用发生学的视角重新审视康德的先验范畴体系，即学者们通常所说的“以经验的方式处理康德的先验理性”（Kitchener，1993）。值得说明的是，“先验心理学”这个称呼并非始于康德。有些学者将《纯粹理性批判》中通过主观演绎对知性范畴规定感性杂多进行合法性论证的部分称为先验心理学。史密斯曾给出先验心理学的第一个完整定义，“不是处理意识的具体的和变化的方面在时间上的发展（经验心理学的领域），而是处理对于意识本身即对于其可能的体现的所有意识是绝对必要的发生机制这一根本的问题”（Smith,1962）。由于作为经验科学的心理学并不具备先验哲学所要求的普遍必然性，先验范畴体系因而不能沾染心理学色彩。正是基于这种绝对的先验哲学立场，康德从未承认过有所谓先验心理学，甚至这种将先验哲学作心理主义处理的做法正是他所强烈反对的(Kant, 1798/2008)。然而，只要我们意识到皮亚杰与康德的理论旨趣不同，即发生认识论并不像先验哲学那样旨在用自己的体系为科学的普遍必然性与人类尊严的现实性奠基，我们便不会拘泥于康德关于范畴的先验承诺，而会宽容地认同前者在解决个体认识能力发生问题中所体现的巨大实证价值，并在同时追问上述两个异质体系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相关性以使得这种发展或转换成为可能。而正是通过这种追问，我们才能清楚地发现，发生认识论与康德的先验范畴体系都是围绕认识的一般形式展开的。

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导言部分，康德曾对先天与后天做了详尽的区分。他首先将“先天知识”界定为“独立于经验、甚至独立于一切感官印象的知识”，把“后天知识”理解为“在经验中有其来源的经验性的知识”(Kant, 1787/2004)。随后便着力探寻先天知识的具体内容，即构成人类一般认识形式的诸要素。在康德看来，人类认识活动的普遍有效性主要依靠知性范畴对感性杂多的整理。通过知性范畴的整理，经验性知识不再是杂多表象，而是系统化、逻辑化的一系列判断(Kant, 1787/2004)。于是，认识的内容与认识的形式在先验哲学中得到有效区分。这种区分在认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人类认识过程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必然性才得以同时彰显，而这正是为前代哲学家所莫及、并为皮亚杰所热烈赞扬的(Piaget, 1970/1981)。

但考虑到康德哲学的理想并不局限于认识论领域，我们便能理解这一范畴体系更有本体论意义。当康德试图说明范畴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唯一通路时，也就说明了世界仅能通过范畴向我们呈现，因而范畴便回归其最原初的涵义，即世界的逻辑结构。随后康德通过先验演绎，发现“统觉的综合统一性原理是知性一切运用的最高原则” (Kant, 1787/2004)，先验统觉（即我思）也便成了范畴综合能力的最高依据。由于我思只是单纯形式，对它的思辨仿佛使我们“无限远地超出了经验、因而超出了此生似的”。于是，经由“我思”便通向对灵魂不朽的悬设，并由此向实践理性的运用也即先验哲学的终极目的延伸，即在奠基科学的同时实现对人类道德与自由的高扬。

出于既定的理论目标，康德在提出先验范畴体系进而区分认识的内容与形式后，并没有进一步在主体范围内研究认识形式的发生、发展过程，而将其认识论依据放在“我思”上。皮亚杰从康德的止步处出发，对思维形式的个体发生过程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与描述。他认为，人类的认识活动始于一种被称为遗传图式的低级动作结构，藉此通过同化与顺应，发展出其他较高级的动作图式，最后经由动作内化为逻辑运算，产生高级的范畴系统。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在发生认识论所构划的人类思维结构中，动作成为主客体交互作用的中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许多范畴甚至可以还原到最初的动作图式中。但即便康德与皮亚杰在探求认识形式的基础时选取了不同的理论路径，发生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仍是康德式的。没有先验哲学对认识形式的思辨，很难想象有发生认识论就一般思维形式特别是其物理范畴与逻辑数学范畴体系的系统演进。并且不可否认，在先验范畴体系与皮亚杰范畴体系之间仍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首先，皮亚杰与康德在对范畴的总体分类上具有相似性；其次，皮亚杰与康德均有辩证“整合”范畴的思想；另外，两人的范畴体系又有大致的对应性。而对这些相似之处的比较与探寻，无疑对我们更加系统地理解皮亚杰的逻辑范畴体系大有裨益（熊哲宏，2002）。皮亚杰曾声称，其范畴体系根本派生于康德的先验范畴体系，与康德先验范畴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李其维教授甚至认为，唯有回到康德的范畴体系，重构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研究与康德范畴体系的联系, 我们才能还发生认识论以应有的面貌（李其维，2000）。

2.3 康德与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图式论

康德曾为沟通感性与知性这两种异质表象，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图式论。所谓图式，指的是“想象力为一个概念取得它的形象的某种普遍的处理方式的表象” (Kant, 1787/2004)，即产生图式的一般规则和程序。作为一种法则，图式的产生自然以纯粹知性范畴的统一性为依据。其起到了沟通感性与知性的作用，想象力因而能够依靠图式在内感官形式（即时间）的条件下对纯粹直观的先天杂多进行一种纯粹的综合。在这种纯粹的综合过程中，基于图式对时间的先验规定，纯粹知性范畴对经验性直观杂多的综合才成为可能。而这种能够对纯粹直观的先天杂多进行综合统一的图式无疑具有先验性质。作为一种单纯的认识形式，先验图式绝非惟一的图式类型。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区分了先验的图式与非先验的图式”(Gibbons, 1994)。但无论是先验的图式与非先验的图式，想象力正是依据具有普遍性的图式来产生的具体特殊的图像，以此沟通感性与知性，使认识形式得以对感性杂多进行系统的整理。于是不难看出，图式概念对确保人类认识结构的统一性与系统性而言意义重大。然而，出于对思辨哲学的本能排斥，在20 世纪70 年代以前，主流实验心理学家一直对图式概念冷眼相待，这一概念仅在少数心理学家的著作中零星地出现。直到皮亚杰对康德的先验哲学进行发生学处理，才有愈来愈多的学者尝试站在现代认知科学的立场展开对图式的系统研究。

现代认知心理学家的图式概念更类似于康德的经验的图式，试图通过对图式的探讨说明人们对个别具体对象的一般认识过程。例如，鲁墨哈特（Rumelhart，1977）曾对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图式理论框架进行过凝练的描述，提出图式具有以下六个特征：①图式具有变量；②图式可以包括在另一个图式之中；③图式可以在各种抽象的水平上来表征我们的知识；④图式所表征的是知识而不是定义；⑤图式是一种主动的过程；⑥图式是一种认知的手段, 它的目的在于评价它对于所加工的材料的适合性。我们由此发现，上述六个特征完全契合于康德对图式的描述。由于康德在建构图式理论时，所考虑的中心问题是先验图式何以沟通感性与知性，且《纯粹理性批判》所要进行的只是将诸多认识要素进行一个静态分析，因而康德并没有用太多的篇幅来描述经验图式何以在时间序列上对直观杂多进行规约，但这恰是认知心理学的兴趣所在。

以安德森为代表的认知心理学家，主张把图式概念用于解释陈述性知识在人脑中的组织和联结方式，并将其视为“人在某特定领域中拥有的有组织的及有内在联系的记忆结构”（费兹科，2008）。通过图式，知识的各部分按一定方式被有机地组合起来。根据知识的不同来源，图式又被分为三类：首先是自然范畴的图式，它所储存的信息源自我们的一般客体经验；其次是脚本，它会影响我们的预期，引导我们的行为；最后是文本图式，即被储存的文本中不同类型的组织结构，对它的理解有利于提高我们对所读内容的理解程度。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现代认知科学不仅沿用了康德的经验图式概念，更试图藉此揭示知识的表征与联结方式。

与此同时，我们仍须清楚地认识到图式概念在二者研究语境中存在的细微差异。首先，两种图式的来源不同。在康德哲学中，由于图式的理论意义在于将概念的普遍性应用于感性杂多之上并以此沟通感性与知性，因而它必然是先天的；而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图式则主要源于经验建构，是学习者从类似事件的多次经验中抽取出共同要素的产物。其次，两种图式在内容上也有所不同。康德将图式视为想象力形成图像的一般规则，现代认知心理学则将其理解为个体对类似事件基本要素和相互关系的抽象表征。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康德与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图式理论在理论架构上有明显的相似性甚至承继关系，但二者在内容与来源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3 小结

在康德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心理学思想，但这些思想唯有在先验哲学体系的宏大背景中才能得到理解。他继承了前辈学者沃尔夫将心理学二分为理性心理学与经验心理学的传统，以其独特的批判性研究，在消解二元论、拯救知识的同时维护了道德与人类的尊严。通过对四个谬误推理的反驳，将理性心理学封存于历史的尘埃，使人们不再谋求单纯从“我思”概念演绎出一系列必然知识，使心理学摆脱了神学与形而上学的桎梏，开辟了向自然科学方向发展的康庄大道；又通过说明经验心理学不能成为一门具有独立研究价值的学科，使其为道德与永久和平做现实性论证。康德试图在内省与思辨中赋予心理学这样一门经验科学以明确的价值指向与深沉的社会关怀，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其对心理科学研究的理想追求。

康德的心理学思想资源并没有因其哲学形态而被现代心理学家所遗弃。他所建立的范畴、图式等概念仍活跃于当下的认知心理学研究中。新康德主义在继承并改造康德思想的过程中，发展出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心理学理论；皮亚杰基于对康德思想独具特色的把握，提出了发生认识论；而当代认知科学的图式理论则完全是建基于对康德经验图式理论框架的全面继承上。

虽然在康德眼中，由于无法量化的针对内感官的研究只能依靠严格性相对缺乏的内省法，心理学因而永远不能成为一门本义上的自然科学。可是，这些批评从反面激发了后世学者前赴后继的努力，促进了科学心理学的诞生及发展。在当代心理学家中，有的基于时代的吁求对先验哲学做大刀阔斧的修改，有的出于单纯的理论兴趣对先验哲学做某种别具特色的处理，但我们并不能因他们对康德心理学思想的扬弃，便忽视甚至否定其中的价值与意义。科学研究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不断开辟未来的事业。没有继承就没有批判，没有批判就没有创新。而正是在这继承与批判的解释性循环中，心理学的边界才得以扩展，内涵才得以丰富，未来才得以充满生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