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毒大妈”是一群基本上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平均年龄超过50 岁的妇女。为了消磨时光，打发难言的孤独，大妈们从跳广场舞再到炒股、炒黄金、炒房，大妈们“旋风”式的闯荡世界，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近，“温州大妈嫌生活单调，在KTV 包厢内聚众20 人吸毒被抓”的新闻标题又吸引了公众的眼球。经民警核对身份，该案20 人中，年龄最小的也已经38 岁，最大的54岁，大部分都在50 岁上下，有很多人已经做了奶奶或外婆。我们在为该事件的发生唏嘘不已的同时，不能不思考事件背后的社会背景与心理机制，以及如何预防和应对同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现代社会如同一个分工精细而高效的大工厂，社会经济固然因此蓬勃发展，但人们却觉得自己像一只永不停息的陀螺，终日忙忙碌碌，造成人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疏离和冷漠。面临着自身劳动和存在价值的消解和物化，个人的本体论价值逐渐被工具价值超越，甚至取代。另外，个体享受着越来越多的自由，去追求个性和个人权利，然而多元价值的一个结果就是人际不信任和群体间矛盾激化，这导致个体心理上体验到难以忍受的孤独和不安。于是，如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说，人们又“逃避自由”。总之，这让很多人遭受着很大的精神困境。精神困境的表现就是精神世界的僵化和停滞，造成个体创造力枯竭，难于决策，疏于行动。以“吸毒大妈”为代表的社会群体分明也在经历这样的精神困境，她们是被城市的迅猛发展边缘化的一部分人，她们居住在老城区，知识的老化已经让她们无法跟上城市现代文明前进的步伐；她们追求个性，打牌、洗头、唱卡拉OK，但并没有赢得他人和自我认同；她们拼事业，然而受近两年经济形势的影响，生意并没有很好的起色，也没有能获取足以支撑其心理安全感的资本。她们在这种意识状态中丢失了自我，丢失了家园的归属感及根的固定感，有一种漫无目的，不知何去何从的失落感，于是乎便整日沉浸在莫名的惆怅、彷徨和焦虑、恐慌之中。

面对上述精神困境，生命体可能启动两种机制加以应对。一是通过心理神经免疫机制，以心身疾病的形式表现出来。心理学和医学的研究不断证实，心理社会因素确实可以诱发躯体疾病，包括器质性病变（如冠状动脉硬化）和病理生理功能障碍（如偏头痛、高血压）。由于心理社会因素在心身疾病发生中的主导作用，使综合性医院的常规对症治疗难以奏效，于是病人以不断寻医问药的烦恼取代生活的真实烦恼，暂时填补精神世界的空虚；以身体的虚弱博取他人的关爱和同情，聊以自慰。“吸毒大妈”们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从见诸报端的信息中难寻证据，但从临床资料看，很多心身疾病确实在她们这样的群体和年龄段高发，而回避现实矛盾、逃避责任、展示自我、自我炫耀及继发性获益是其常见的病理心理机制。然后是人格的变异和不健康的行为方式。心理学家霍妮提出10 种神经症倾向，并将其归结为3 种需要，即趋向他人、反对他人和避开他人的需要，并认为神经症倾向是个人应对儿童期安全感缺乏引发的基本焦虑的防御机制，这种防御机制可能由于生活中现实和精神的困境而启动。趋向他人的需要或许是对“大妈吸毒”的最好诠释，按照霍妮的观点，趋向他人的需要包括对爱、被赞许和囿于自己狭隘生活圈子的神经症需求，这类人需要别人喜爱、想念、期待和爱慕，希望得到承认、赞扬和赏识以及别人的帮助、保护及指导。类似需求在正常人中也可见到，但有神经症倾向者的需求则具有强迫性特征，他们会不加选择地、丝毫不考虑现实和自身状况地去追求这些需要的满足。“大妈吸毒”正是存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圈子，她们从这里获得了放松、快乐、归属和充实感，但她们也变得肆无忌惮，不断地在突破道德、法律和身体、精神的极限，由日常聚会到吸毒这是冲破了道德和法律的底线；而她们早晨通常睡到近中午起床，吃饭后就开始约人打牌、洗头，然后是晚上喝酒、唱卡拉OK，半夜回家后还要看电视看到凌晨才结束一天的“工作”，直至用毒品来麻痹自己的身体和灵魂，这是冲破精神和身体的底线。吸毒的危害已为社会所熟知，而中老年人吸毒，更容易产生紧张、焦虑、幻听、幻视，造成身体其他系统的紊乱与失调，引发各种躯体疾病，严重者甚至有轻生自杀的倾向；另外，中老年人患心脏病、高血压的比例很高，这类人吸毒，很容易猝死。但遗憾的是对吸毒危害的认知没能战胜其因强迫性而不加选择的心理需求，于是上演了一场令人咋舌的“年代秀”———吸毒，在一些人的牵线搭桥后，吸毒寻乐也就成为了她们的所爱。

另外，她们的悲哀还表现在对不良生活习惯的“失免疫”，因为无所事事，所以她们以一种完全紊乱的方式在生活，这种生活可以麻醉自己，也可以避开很多导致焦虑的处境、思想和感受。糜烂的生活可以带来快乐，掩饰内心的焦虑和恐慌，但分明没给她们带来幸福和人生意义。她们心中自我中心式的个人神话在膨胀，觉得自己是生活的中心，无需顾及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认为不良行为习惯产生的危害是小概率事件，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然而“行为决定健康”早已是行为医学的旗帜，而不良生活习惯对健康有损害也是医学界的共识。不良的行为习惯以一种“类成瘾”的方式影响她们的生活，也在侵蚀着她们躯体和心灵的健康。这种行为模式一旦受到阻碍，就会产生挫折和焦虑感，变得烦闷不安、急躁易怒，这也维系了病态生活模式的存在和延续。

应对困境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但缺乏系统框架。在“生命教育”的理论框架下建构应对精神困境的指导思想、具体措施或许是最可行的。按照生命教育的理念，人的生命可以分为这样几种形态：首先是生物性生命，即人作为自然生理性的生命体而存在，这是人类和自然界的其他生物一样必须具有的基本属性，生物属性是其他属性的前提和物质载体，人们应能感悟生命之美、生命之力量，同时要敬畏生命、真爱生命，自觉远离毒品和不良行为习惯，明确自我身体的主体和社会责任。其次是精神性生命。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是智慧生物，有其他动物没有的意识活动。人不但要思考如何活下来，还要思考如何更好地生活。正如心理学家罗杰斯所说，人类生命体是有实现趋向的、朝着充分发挥机能的方向前进，而且这种趋向是向上、向前、积极和建设性的。只要活着，人类就要去创造和超越。最后是价值性生命。人一生中都要思考“为何活着”的问题，这是人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对生命价值的诉求。现代人应该把有贡献于他人、社会和全人类作为衡量自我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标准，而那种只为满足小我的需求而不顾及其他的做法是应该被人们争相摈弃的。存在心理学家弗兰克说过：“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几乎可以忍受任何生存的方式。”而且必将战胜困难和挫折，创造辉煌的人生。只有有意义和价值的生命才是充实的、幸福的。

在生命教育理论三位一体的框架下，可以设计形式多样、灵活具体的教育措施，这需要全社会的共识，应在各方力量的合力推动下，让生命教育的理念进社区、进学校、进入人们的心灵，并付诸行动去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