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直播的大量应用后，对新闻专业、新闻价值判断及社会影响等问题，在学界及社会舆论上产生褒贬不一之广泛讨论。电视谈话类节目就是将人和人之间的谈话交流带入到屏幕当中，并将这种交流方式直接作为节目的内容和形式的节目形态。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兴起，是从1996 年3 月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的热播开始的。

在现场直播当中，对于观众的认知是至关重要的。观众认知就是观众对新闻媒体所持之知识、意见、信念及想法等。现场直播是服务观众的需要还是损及观众的权益，新闻定义扩大之后，什么都是新闻，有关新闻价值的判断、取舍、切入、结束，和SNG 资源的运用有密切的关系。阅听人有知道的权利，但应该也有选择的权利，当每一家电视台都播同一节目时，观众选择的权利自然被剥夺了。若由电视台新闻与收视竞争的角度而言，电视台竞相直播犯罪新闻以及血腥的社会新闻，可能无法避免。

“以受众为中心是媒体成熟化的一个表现，受众作为传播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心理与兴趣的变化从来就影响着传播活动本身，而且受众接受传播的成效也成了检验传播活动成果的唯一标准。”直播作为谈话节目的播出形式的一种，其给受众带来的心理体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期待与快感。

（一）期待

在接受传播活动之前或接受过程中，作为接受活动主体的受众，基于个人和社会的复杂原因，心理上往往会有一个既成的结构图式，这种结构图式引发了受众的期待指向，意味着受众希望看到某种特征的传播产品。

对于直播观众偏重于“体验”，期待的是正在进行的真实所可能带来的悬念。现场直播在时间上的“同步性”，给受众带来了特殊的期待心理。而且观众真正期待的是真正的“意料之外”，创作者们“意料”出来的“意外”观众未必真的买单。直播特有的“拓展性”的舆论，是受众发生了从“不作为”到“有作为”的转变，在此期间让受众在活动中的角色地位发生了改变。直播谈话节目为受众发挥更好的积极性提供了平台，同时也使受众可以主动争取获得快感的愿望成为可能。实际上，实现了直播的谈话节目病不意味着该节目就已是发展比较成熟、完善的电视谈话。“直播”不仅仅是一种播出方式，更是一种对节目效果的要求，对受众心理体验的充分满足。

崔永元评价当前众多谈话类节目时，认为最大的硬伤就是“假”，他说：“一个是表现的方式( 显得) 假，有些谈话类节目看上去也像是即兴的，其实根本不是，而是事先写好了台词，并且背好了的，甚至还演练了一遍，但是一到真实的谈话就完了，就露馅了。⋯ .这里边有很多人为的设计，痕迹很重，我就忍受不了那种设计。”其实这样的设计对受众的期待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损害。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轨，媒体市场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过去习惯上的主流媒体正经历重新洗牌，地位随着市场的演变而不断变化。今后，谁是主流媒体，完全取决于市场。这个市场固然与媒体的传播手段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媒体在社会和民众中的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

（二）快感

朱光潜认为快感起源于人对实际需求的满足。而谈话节目正是在满足大众交流需求的基础上诞生并蓬勃发展起来的。

“改革开放打破了封闭的环境，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价值观念不断受到各种新现象、新事物的冲击，对此，人们既有困惑、又有烦恼，对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渴望。但是，在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现代社会，人们难免面临人与人之缺乏沟通与交流、人际关系越来越淡漠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电视谈话节目因其特有的互动性以及人与人之间面对面谈话方式的回归，受到了大众的热烈欢迎。大众的需求成为电视谈话节目蓬勃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推动力。”因此，谈话节目追求的目标应该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大众的交流的需求，从而最大限度地使大众在交流过程中获得快感。而且，参与者越多，激发的意见就越为丰富与激烈，就会使更多的受众获得感染并迅速参与进来，从而使正确舆论的生成愈加迅速与深入，也使每个参与个体所获得的快感愈加酣畅。

直播特有的“拓展性”的舆论场，使受众发生了从“无作为”到“有作为”的转变，即让受众在传播活动中的角色地位发生了变化。“受众在传播的过程中既扮演着‘受’的角色，也扮演着‘传’的角色。受众要作为‘受’和‘传’的双重主体出现在大众传播过程中。”直播谈话为受众积极性的发挥提供了平台，同时也就使受众主动争取获得快感的愿望成为可能。但相比之下，录播的谈话节目就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受众发挥主动性的权利和参与“舆论场”获得快感的机会。

综上，直播谈话在时间上的“同步性”创造了受众心理特殊的“期待”体验，同时其在空间上的“拓展性”也创造了受众心理特殊的“快感”体验。受众乐于从期待中感受直播的真实，乐于从参与中获得直播的快感。实际上，实现了直播的谈话节目并不就意味该节目就已是发展比较成熟、完善的电视谈话。“直播”不仅仅是一种播出方式，更是一种对节目效果的要求，对受众心理体验的充分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