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际心态是社会心态的重要表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不断解组、分化、流动和整合，不同社会主体逐渐形成市民、农民，穷人、富人，官员、民众等相互区别的类型群体。随着社会阶层化体系的不断结构化，不同阶层群体之间在总体和谐的背景下，群际矛盾也不断激化，群际冲突已成为诱发和激化社会矛盾、制约与影响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背景因素之一。在表现为资源占用和利益分配等现实物质冲突的同时，群际冲突也突出表现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的偏见、紧张、敌视等心理对立上。这些内隐的、弥散的心理冲突，与现实利益冲突相互激荡，可能会不断加深和激化群际冲突，需要慎重对待和审慎处理。

一、当前社会群际心理冲突的表现

与传统的现实利益冲突及暴力冲突不同，群际心理冲突主要表现在群际认知偏差、群际情感疏离和群际行为冲突倾向等相对内隐的方面。伴随着转型社会的发展和群际矛盾的凸显，群际行为冲突倾向有所加强，并不断通过“言语贬损”、“无直接利益冲突”等实际冲突显现。

（一）群际认知偏差。群际认知偏差是不同群体间由于信息不充分和认知定势而对对象群体进行的偏离实际情况的认知评价，是群际心理冲突的基础因素，主要表现为群际偏见和刻板印象，即内群偏好、外群贬损、低地位群体外群偏好，及以此为基础的偏差性信息加工。

内群偏好和外群贬损是一对相生概念，由美国心理学家泰费尔（H.Tajfel）提出，其中内群偏好是指个体倾向将积极的或是不太重要维度的消极认知表征分配给内群，并认为群体中大多数成员（包括自己）具有此种特质。外群贬损则指个体赋予外群消极表征，或不太重要方面的积极表征，并认为所有外群成员都有这些特质。例如，民众通常认为民众群体是朴实的、勤劳的、实际的；而官员群体是贪污腐化的、以权谋私的、不干实事专搞形式的。官员则认为官员群体是有远大抱负的、知识渊博的、文明高雅的和善于交际的；而民众群体是平庸无能的、刁钻闹事的、头脑狭隘的、思想落后的。同时，内群偏好和外群贬损还作为一种认知框架影响个体对群体信息的选择、理解和加工，从而使偏见持续存在并不断强化。例如，由于部分官员存在的贪污腐化现象，民众往往会认为“无官不贪”；因为“地沟油”、“毒奶粉”、“皮革胶囊” 等事件形成“为富不仁”、“无商不奸”的群体偏见。低地位群体的外群偏好， 是低地位群体对高地位群体的喜爱和羡慕，通常表现为一种脸谱化刻板印象。如持续存在的“公务员考试热”就主要源于普通民众对官员群体“待遇好、收入高、工作稳定、有寻租机会”的刻板印象。虽然低地位群体的外群偏好是一种正面信息，但由于偏好常常过度夸大外群体的待遇和获得，并且经常和不合理归因（如将官员群体的优势地位和良好待遇过多归于制度而非其能力和努力等）联系在一起，因此，这种外群偏好既是一种认知偏差，也是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

（二）群际情感疏离。群际情感疏离是指不同群体间存在的焦虑、恐惧、愤怒等相互疏离甚至是对立的情绪情感，是心理冲突的核心要素。主要表现为群际焦虑、群际恐惧、群际愤怒、群际幸灾乐祸、群际内疚等。

群际焦虑主要是群体间互不信任、担心群体间发生冲突的情绪状态，多发生在群际接触或预接触过程中，在跨阶（如富裕阶层与底层社会民众之间）群际互动中表现更为突出。群际恐惧则是农民工等下层群体对官员、新兴社会阶层等上层群体侵占和剥夺自身利益的担忧、害怕和无可奈何的心态，以及上层群体由于意识到下层群体中存在的不满、愤怒和集聚的抗争力量而产生的担忧和害怕。群际愤怒是群际情感疏离中较为强烈的表现形式，常见于下层群体认为自身利益被侵犯时，是其挫折体验和力量觉醒的最终结果。当下层群体感觉力量相对较弱而无可奈何时，群际愤怒会表现为群际厌恶或群际幸灾乐祸。其中，群际幸灾乐祸作为一种社会情绪逆反值得关注。和人类本应对成功感到愉快、对失败和受到伤害感到悲伤不同，群际幸灾乐祸是一种对外群成功表示厌恶和痛恨，而对外群失败和受到伤害却高兴和快乐的逆反情绪。如对富人或官员被杀现象，普通民众群体就可能存在痛快而非怜悯的幸灾乐祸心理。群际内疚常见于较高层群体对低地位群体不良社会状况进行向内归因的情绪。如较富裕群体和富裕群体对于农民及农民工遭遇的不公正待遇所产生的同情和内疚。事实上，群际情感往往是情绪复合体，有时甚至表现为截然相反的情绪情感。如官员群体认为底层民众既是不满的、富有攻击性的和可怕的，同时又是懦弱的、温和的和值得关爱的。这也是疏导与和谐群际心理的可能所在。

（三）群际言行冲突。群际言行冲突是指不同群体间的实际言行对立和冲突，是群际心理冲突的外在显现。依冲突程度高低主要有群际躲避、群际排斥和群际侵犯。

群际躲避是指躲避对象群体的行为，是主体主动选择的结果。如官员群体为避免与民众的正面冲突而回避直接接触，不与民众有过多的交往，终日高高在上；而民众作为在下群体，对官员也是“敬而远之”，不到万不得已不主动接触官员群体。如果说群际躲避的发生具有个体性和偶然性的话，群际排斥则由于制度安排和政策保障而显得更具普遍性。由于体制内外、地位上下、尊卑有别而强化的群际排斥使得官、民，市民与农民分属不同社会保障体系、拥有不同资源占用能力和政治参与程度。群际侵犯作为群际间相互伤害和冲突的实际言行，不仅包含散布谣言、嘲讽恶搞等言语贬损类非正面冲突，也包括肢体的、暴力的正面行为冲突。就实际表达方式而言，正面行为冲突（如群体性事件）引人关注，但更为常见和影响广泛的却是散布谣言、嘲讽恶搞等言语贬损类冲突。像上层群体对下层群体的“刁民”、“懒惰”、“给脸不要脸”等言语攻击和指责；下层群体对上层群体“非法暴富”、“为富不仁”、“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的言语贬损等。

二、群际心理冲突的生成原因

群际心理冲突直接渊源于社会生活，“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1](p188)不同群体的类别化对立，优势群体的负面形象和弱势群体利益诉求不畅，群际封闭和内群互动所致的群体极化，社会传媒的消极聚焦等是群际心理冲突生成和持续存在的主要原因。

（一）不同群体的类别化对立。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社会群体形成后，群体资格就会被唤醒，群体之间的资源占用状况、行为、价值观等各种特征都会使彼此产生威胁感知，引发群际心理冲突。在转型期中国分配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相互区别的社会群体，官与民、市民与农民、穷人与富人等在政治参与、资源占用、福利待遇等多方面存在利益差异和不同诉求，并因此存在现实威胁、文化威胁、社会认同威胁等客观威胁和主观威胁。其中现实威胁主要涉及政治权利、社会地位、经济利益和人身安全等方面，如市民群体认为农民工的进入会恶化社会治安；文化威胁主要涉及不同群体间观念文化差异；而社会认同威胁主要是由于对内群的不满意和进入外群困难所引致的外群贬损。如对普通民众而言，官员群体良好的“体制内”待遇、拆迁征地等对民众利益的损害、部分官员存在的贪污腐败、“官二代”现象等都会让民众感受到群际威胁，产生对官员群体的仇视和贬损。而主观威胁，作为一种心理真实，不论现实威胁是否真实存在，都会使群体成员产生对外群的消极态度和情感。

群际心理不仅直接和群体客观对立相关，同时和个体对群体的认同程度密切相关。一般说来，如果个体对群体认同程度较高， 倾向于把自我视为“群体中的一员”，将自我概念与该群体的刻板印象和偏见联系起来，并把外群成员同质化，认为内群跟外群是相反的、截然不同的，进而强化群际对立。此时，个体所代表的不是自身属性，而是“个人身为一个社会群体（或多个群体中）的成员所结成的价值和情感意义，反过来附加在该成员身上的认知”。[2](p61-76)这种把个体视为“群体中一员”的“去个性化”状况会因为不同的时间、地点、他人在场情境、事件发展变化等而有所变化，有时甚至会完全失去个体身份感，放松行为约束，在身份隐匿于群体的状态下表现出单独活动时不会出现的失控行为。“天价烟事件”、“替谁说话”、“官员性爱日记”等事件一经曝光就遭遇网络围观，重庆万州街头临时工冒充公务员殴打进城务工人员事件、安徽马鞍山旅游局长打中学生事件等普通街头小事会演变成成千上万人的“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主要原因即在于此。

（二）“官本位”、“为富不仁”等优势群体负面形象和弱势群体利益诉求不畅。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以官为本、以权为纲”的“官本位”思想成为一种习惯和民情。虽然历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公仆思想教育，但部分官员“官本位”思想仍较为严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工作作风以及频发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等贪污腐败事件在市场逻辑的浸淫下似乎愈演愈烈。而新兴富裕阶层一边和官员形成了“官商同盟”，另一方面又存在“非法经营”、“炫富、飙车、事故、逃逸”等负面形象。此外，樊和平教授主持的调查表明，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掌握话语权的群体，恰是伦理道德上被认为是最不满意的群体。在被问及“伦理道德方面最不满意的群体”时，政府官员（74.8%）、演艺娱乐界（48.6%）、企业家群体（33.7%）位居前三。[3](p18)优势群体的这些负面形象不仅强化弱势群体对优势群体的偏见感知，同时也使弱势群体质疑优势群体所享有的优势地位，感受到更强的群际对立，恶化群际心理。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现代化程度的加深和民众物质生活的丰富，普通民众要求公平正义的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活跃性加大，尝试通过各种制度化的、非制度化的，实际的和虚拟的路径表达利益诉求和政治意愿的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在制度化程度不高和民众参与能力较弱的背景下，民众政治参与和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仍相对狭窄。这样，当普通民众感觉生活艰难，备受歧视，而又投诉无门的时候，就会更加“仇视滥用权力、中饱私囊的官员，敌视一夜暴富、挥金如土的新贵”，[4](p86-99)滋生社会挫折感和怨恨心理。而当具有类似不满情绪的民众在一定情境下相互联接时，怨恨和愤怒就会因情绪感染和从众等进一步加强。

（三）群际封闭和内群互动所致的群体极化。实际生活中，不同群体间存在的物理隔离、程序隔离、观念隔离等，[5](p30) 不仅在空间上拉开了群体之间的距离，加大了群体沟通的难度，也使不同群体在心理上更加疏远。而随着我国社会阶层结构不断定型化，阶层边界日趋清晰，群体边界的通透性下降，下层民众进入富裕阶层和官员群体的门槛逐渐提高、路径变窄、机会减少，出现了“官二代”、“富二代”、“垄二代”、“穷二代”等群际流动壁垒固化现象。这样，普通民众琥珀化，群际流动壁垒化，下层民众向上层群体流动的希望减少，就会造成民众明显的挫折感，并由此产生一种弥散的相对剥夺感，进一步生成无奈、失望、悲观的愤懑心态。“随着利益格局相对固定化、社会差异显明化和向上流动机会受到钳制，加之社会性伤害的存在，怨恨成为一种主导型的情绪氛围。”

与群际沟通受阻和群际流动难度加大相比，群体内部互动比较顺畅，但研究表明，个体在群体中进行决策时，往往会比个人决策时更倾向于冒险或保守，从而出现向某一个极端倾斜的极化现象。[7](p57)在外群沟通不足的情况下， 群际之间的认知偏差、情感对立会在内群互动中不断扩散、强化，并可能趋向更为消极的一端。即便是最初持有不同观点的个体，也可能因为群体压力而调整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以符合内群主流方向，从而形成从众心理。这也是“无直接利益冲突” 事件不断升级的重要因素，“具有相似态度、价值、社会地位的旁观者处于同一情境之中时，其情绪、行为等相互影响，模仿与一致性总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发生，进而使得更多的旁观者卷入冲突。”

（四）社会舆论对群体形象的消极聚焦。转型社会中，底层视角成为社会舆论报道的主要立场。对“草根”民众的生活艰辛和社会排斥的同情和关怀，对权贵群体贪污腐化和权钱交易的揭露和愤慨，成为大众传媒和社会舆论的关注焦点。应该说，反映“草根”的强烈诉求符合社会发展进步要求，本无可厚非，但一些媒体为吸引“眼球”消极聚焦权贵群体，彰显群间差异，甚至对权贵群体进行盲目的“激情宣判”，部分网络推手更是歪曲真相，不但使事件真实信息持续碎片化，还使各种虚假信息广泛传播，影响和损害社会公信力和群际心理。如在媒体报道中，贿赂、贪污、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现象频繁出现， 片面甚至错误的信息反复出现在网络、电视等新兴媒体和报纸、杂志、书籍等传统媒体上，形成重复的、多样的交叉信息感染，不断强化人们对权贵群体的认知偏见。无论这种认识在具体事件和场景中是否正确，只要认知框架一旦形成，就会成为思维定势，对未来群际心理产生消极影响。所以，大众传媒和社会舆论在一定程度上对群际心理冲突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三、群际心理冲突的调适策略

群际心理冲突生成发展的多因性，决定了调适策略的多维立体性。降低群际威胁，交叉类别化和导入共同内群，促进群际接触和群际流动、合理疏导公共情绪等是消解群际心理冲突，促进群际和谐的重要路径。

（一）降低群际威胁。降低群际威胁，不仅需直接降低因资源占有不均所导致的群际现实威胁、文化威胁等，同时需考虑因官员腐败和体制设立等所产生的主观威胁感。因此，降低群际威胁，重点是要确立合理分配制度并减少权力资源引起的群际威胁。首先，改革初次分配制度，增加劳动报酬比重，建设“橄榄型社会”，促进普通民众对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享有和运用；其次，完善社会再分配制度，保基本、兜底线、促公平，建立和完善覆盖面更广也更为一致的社会保障系统，弱化相对剥夺感，增强社会公平感；再者，在全社会倡导群际公平、群际和谐理念，从思想和行动上破除官本位和“贫富对立”等思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最大程度地遏制腐败，消除不合理占用资源现象，让富而有仁，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贫富共和。最后，畅通普通民众利益诉求表达途径，引导帮助其实现合理利益诉求，健全安全阀机制。

（二）通过交叉类别化和导入共同内群弱化群体意识，增进社会共识。导入共同内群和交叉类别化可以弱化群体意识，进而降低内群偏好和外群歧视，缓解群际心理冲突。首先，引入“中国人”这一高于各社会群体的共同内群，增进共同群体归属感；其次，引入性别、年龄、地域等多重分类维度，使群体成员重新分类，“互相在对方内部‘筑巢’”，使同一个体同时属于不同群体， 弱化其群体意识，建立对多个群体的多重认同，不仅使个体部分地参与不同群体活动，同时也使得个体不可能在情感上绝对卷入群际冲突，从而降低群际冲突强度。

相似的甚至是共同的价值观是和谐群际心理的重要因素，传承中国传统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享日常生活共同价值规范等，都能帮助和促进不同群体形成共同价值观，成为拥有共同“中国梦”和“集体潜意识”的心理群体，增进不同群体在主观心理归属的一致性，重建群际和谐。

（三）促进群际接触和群际流动，增进群间理解和合作。群际接触理论认为，在大致相同的社会情境之中，不同群体之间平等的接触、交流与合作行为会加深群体间的相互了解，感知和认识彼此的多样性，减少和降低群际偏见，增进群体间积极态度。研究还发现，想象接触不仅能够引发与真实接触一样的情感和动机反应，还有助于消除直接接触前焦虑，提高个体交往意愿，改善群际关系。因此，科学设计群际接触策略，创设平等合作的接触情境，通过优化准社会接触（观看电视剧、电影或娱乐节目中群体间成员交往）获得外群体信息，丰富想象接触，增进群际接触倾向，并借助于直接接触（官员下基层、富人做义工等）、扩展接触（内群体成员有外群体朋友）、替代接触（观察内群体成员和外群体成员接触）等实际接触，不断增进群体间的相互理解和准确认知，帮助人们认识到对象群体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减少群际偏见、消解群际心理冲突，持续增进群际认同和群际和谐。这也是当前开展群众路线教育，鼓励领导密切联系群众活动的价值所在。

当然， 社会流动是一种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阀，越是远群际距离的下层个体流入上层，其身上越易带有原群体的特征，从而改变融入群体的成员基础，促使上层群体更易接受和实施体现不同群体利益的公平社会政策。因此，优化社会制度设计，促进帮助下层群体向上层群体的群际流动，不断使群体中渗透越来越丰富的他群元素，能促进群体间的理解和合作，不断优化群际心理状态。

（四）合理疏导公众情绪，营造平和社会心态。

研究表明，压制情绪或倾向于隐藏自己消极信息的人更可能遭受抑郁和焦虑，而倾诉和表达情感却能够促进心理健康。因此，构建完善的群际心理监测体系和群际心理疏导机制非常重要。通过政府信访、社区、企业、学校、医院等心理监测和疏导机构，对各类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提供心理援助，引导他们合理宣泄消极情绪、促进积极情绪体验。同时， 加强对社会舆论和大众传媒的引导与监管，防止媒体偏好放大负面现象的消极报道，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正面引导作用，合理疏导公众情绪，倡导和营造理性、平和、包容的社会心态和群际相处氛围，必能持续促进群际心理和谐。